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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達100％時才做決策，因為到那個時候幾乎肯定是太晚了。到我獲得的情況能保證我決策的正確係數達到40％~70％這個範圍時，我便憑我的直覺做出決斷。
1989年1月20日，星期五，總統就職日上午，我坐在邁爾堡27A我家裡的小辦公室裡，因為我沒接到出席就職典禮的邀請。我是行將離去的老班底的一員，所以沒有理由一定要邀請我。電話鈴響了，是在霍華德·貝克之後擔任白宮辦公廳主任的肯·杜伯斯坦打來的。
“我現在過來接你，”肯說，“今天是總統的最後一天，我想我們應當在他辦公室裡同他在一起。”
我與肯共事很愉快，以後會想他的。在他管理白宮工作人員的14個月裡，是我在里根任期內看到的白宮人員工作最順當、相處最協調的時期。我管理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攤，主管與公眾交流的託姆·格里斯科姆負責照管演說、報界和其他資訊活動，肯則指導整個活動。我們3個人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很少發生衝突，有時還開開玩笑。有一個時期，我的手下老逼著我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申請一個印記用在我們的信箋信封上。杜伯斯坦不希望國家安全委員會有一個獨立於白宮的單獨身份。但是，有一天他帶著他的手下人員到我辦公室來送上一隻海豹。那是隻小小的絨質海豹，脖子上套著一個項圈，上面寫著“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①。從此，我們便不再設法滿足我們的自我表現欲了。與我所知道的有些白宮工作班子不一樣，我們這個組合證明了一個事實：只要能超脫於自我表現的遊戲之外，工作上不但可以做到沒有摩擦，甚至還能合作愉快。這種氣氛所以能夠實現主要歸功於肯·杜伯斯坦。
在里根政府的最後一天，肯驅車來接了我。我倆在上午10點差幾分的時候到了白宮。我先到我的辦公室去了一下。在就職日的前一天，白宮勤務人員已經把西翼打掃了一遍，取下了每一幅照片，騰空了每一張辦公桌，搬光了所有檔案。我的辦公室裡每一樣東西都重新油漆過或者擦洗過了，沙發靠墊也給重新塞得鼓鼓的，進到房間感到自己像是闖進來的外人，哪兒都不敢坐。眼下這個房間是懸在我和我的後任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之間的一箇中立的空間。
我去到橢圓形辦公室，看到總統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一身黑色套裝，條紋領帶，像往常一樣無懈可擊。陪著他的有杜伯斯坦、馬林·菲茨沃特、凱西·奧斯本和總統個人助理吉姆·庫恩。辦公室裡出奇地空蕩，所有帶有羅納德·里根個人色彩的東西都已搬走。我們在閒聊的時候，總統打了最後一個電話。電話是打給他的政治顧問林恩·諾夫齊格的妻子邦尼的，他們的女兒休·皮蘭德已病重垂危，總統打電話表示慰問。放下電話後，他開始提到黃廳，那是白宮居住區內他最喜歡的房間。有人建議他在辦公桌上刻下他姓名的縮寫字母。他笑了起來，說他已經拿走“踢腳板”當紀念品了。“我還在辦公桌抽屜裡留了一張條子給喬治。”他說。
總統轉身對我說道：“哦，科林，這個東西怎麼辦？”他從衣袋裡拿出他這些年一直帶在身上的核認證密碼卡。
“帶著它吧，先生，”庫恩說，“你現在仍舊是總統。宣誓儀式過後我們把它交出去。”
庫恩接著說道：“總統先生，時候到了。”他把攝影記者們放進房間最後拍照留影。他們拍了幾張總統坐在辦公桌後面、我們站在他身邊的集體照。然後，攝影記者們站到一張沙發後面，把鏡頭對著通往玫瑰園的房門。“來吧，總統先生。”吉姆說。里根站起身朝房門走去，仍是人們所熟悉的輕快的步伐。當他走到門口時，回頭作了最後一次回顧。這就是幾架相機抓拍下來併發往世界各地的那個標誌著一個時代結束的形象。
在總統動身去國會的時候，我驅車回家從電視上看就職儀式。儀式剛結束，我想起需要打個電話給辦公室的一個人，便拿起我專用的白宮專線電話，可是電話已經被掐斷了。
我一生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年結束了。在我離開白宮的時候，有兩個問題仍使我牽腸掛肚，一個是巴拿馬的諾列加問題尚未解決，一個是孔特拉在馬克思主義政權統治下的尼加拉瓜仍勢如危卵。但是，我也參與了本世紀後半葉的歷史性轉折，那就是發生在蘇聯的地震似的變革。我曾同世界上的一些大人物密切共事。我還曾幫助里根制定政策，讓可能造成世界毀滅的核武器競賽倒轉過來。這是我與里根直接共事的最重要成就。他也許並不親自指揮每一項政策的每一個細節，但是他有別人為他做。報紙主編兼作家邁克爾·科達曾提出過一個富有洞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