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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人員報告說戈爾巴喬夫的船來了。總統一行聚在將軍住宅的前面等候蘇聯領導人，羅納德·里根站在最前頭，神采奕奕，容光煥發，頭髮在勁風中飄拂。
午宴的氣氛熱情親切。由於議程上沒有什麼可爭議的問題，總統幸甚至哉。他告訴戈爾巴喬夫說，他離任前只有一個使命沒有完成。他未能使陸軍重新建立騎兵，而他是酷愛馬匹的。總統說，最有益於一個人的心靈的莫過於騎馬。戈爾巴喬夫回答說，他要是知道總統的願望的話本來可以幫忙的，蘇聯有的是馬。說到這裡，他開始回憶他自己在一個農場上的童年。
我看看錶，跟一個自己球隊只以一分領先的教練似的，盼望鐘點快些到，別在最後一分鐘失球。這時布什說話了。在這之前他一句話也沒說過。“我國是個投資者的國家，”副總統說道，“投資者總是希望知道今天的情況怎麼樣，不過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前景怎麼樣。所以，總書記先生，關於三四年或者五年以後蘇聯的環境能給投資者什麼保證呢？”
戈爾巴喬夫笑了起來：“副總統先生，這個問題連耶穌基督也回答不了。”聽到他提到救世主，里根不禁莞爾一笑。里根常對我們說，不管怎麼談論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他還是認為戈爾巴喬夫可能有宗教意識。不過這時我認為戈爾巴喬夫只是用了一句俄國的成語罷了。
不論里根和戈爾巴喬夫之間有多親善，我心裡還是深信這次會晤是為了仔細打量美國的下一位領導人。我這個想法從戈爾巴喬夫接下來說的話中得到了證實。他眼睛盯著布什說道，他知道布什的顧問們告訴了布什一些什麼。他知道懷疑派仍然認為他在玩某種遊戲，想哄騙美國，以便蘇聯利用美國。他說，但是布什先生不久就會知道他沒有時間玩遊戲。他自己在國內的麻煩已經夠多的了。他說道：“在1985年，當我說將要有一場革命的時候，人人都歡呼。他們說，對，我們需要一次革命。可是，到1987年我們的革命開始進行以後，歡呼聲卻開始小下來了。現在是1988年，革命還在進行，但是歡呼聲已經停止。”他說，他仍然需要把他的革命繼續下去，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是為了他本國的利益。14個月以來我一直注意這個人，我相信他說的這些話是真的。
會晤結束時在加弗納斯島上照相的時候，有一個鏡頭是3個人站在一個小碼頭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和紐約高樓林立的海岸線。這3個人是里根、戈爾巴喬夫和布什，是過去、現在和未來。
在歷次會見中，戈爾巴喬夫送過我幾件禮物，其中我最珍視的是一把配著雕刻精美的金屬槍柄的手槍。這把手槍無疑值180美元以上，所以我不得不交給總務署去估價，等他們估完價我就能第一個把它買回來，我不買的話就把它送去拍賣。總務署肯定是拿到索思比拍賣行的價格來為這把槍定的價。我要是拿到當鋪去估價就好了。但是我想要這把槍，只得咬咬牙籤了一張支票，只希望阿爾瑪看不出其中的奧秘。不料，在計算我們的支票賬的時候她看到了這張存根，便找上了我：“科林·鮑威爾，1200美元買了一把破槍！”
我在西翼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斷地提出決策建議，然後上報。考慮的問題範圍很廣，從在紐約哪個地方舉行首腦會晤最合適，直到幫助首腦會晤擬訂核裁軍條約。到現在我已經摸索出了一套作決策的原則，簡單地說就是儘可能挖掘你可能挖掘到的所有情況，然後憑你的本能作出判斷。我們全都有某種直覺，而且年紀越老越相信這種直覺。當我面對一個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例如要為某個職務物色人選或者選擇行動方針的時候，我總是收集我可能搜刮到的一點一滴情況。我找人來，打電話問人，查閱能找到的一切書面材料。我靠我所瞭解的知識來滋養我的本能，然後用我的本能來測試所有這些資料。“嘿，本能，這聽起來對嗎？味道對嗎？感覺對嗎？合適不合適？”
但是，時間容不得我們隨心所欲無限期地收集情況。到一定時候，在我們尚未把每一個可能找到的事實掌握到手之前，我們就必須做出決策。關鍵並不是決策要快，而是要及時。我有一個判斷時機的方程式，即P=40至70，這裡的P代表成功率，數字表示已獲知的情況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況保證我做出正確決策的可能性只有40％，我便不做決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況足以保證我做出決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