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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幫幫我們吧。又來了一個叫人頭痛的傢伙。我們白宮工作人員中有兩條規則：我們不同恐怖分子談判，我們也不向總統談任何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所謂可以解救人質的奇談怪論。現在來了個加州老相識想找總統談談武器換人質騙局裡的一個職業騙子手的事。這個騙子有3個生日、3本護照和6個化名。中央情報局曾用他作為情報來源，但後來把他甩掉了，認為他“專編假情報，老是添麻煩”。他每次接受中央情報局測謊器的測驗都通不過。在有一次測驗中，只有他的名字和國籍說的是真話；也是這個人，兩年前差一點毀了羅納德·里根的總統地位。我感謝凱西女士先向我打招呼並告訴她說，好的，這位先生由我來應付。
我打發不掉這個人。從此以後這個商人沒完沒了打電話給我，用興奮的語氣告訴我戈巴尼法的最新戰略。他說，他知道戈巴尼法是位正經人，因為他到這個人在巴黎的豪華公寓做過客。他有一次向我報告說，戈巴尼法為了使人質獲釋已經用自己的錢付出了50萬美元。總統的這位朋友勸我說，我們應當同他合作。
起初我用講道理的態度對待這個加州老頭，向他解釋他為什麼不應該去同馬努切赫爾·戈巴尼法打交道，也向他說明為什麼決不能用這件事去打擾總統。可是這位朋友不願意錯過這個冒險的機會。整整一個夏季，直到進入秋季，電話一直沒有斷過。到了10月份，我終於問他能不能在近期到華盛頓來一趟，我需要和他談談。他搭下一班飛機來到華盛頓。我們安排在一個星期日上午到水門飯店休息室見面。我帶了巴里·凱利一起去，他是中央情報局的，是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情報主任。我們見到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先生，陪他到一個偏僻的角落坐下。
“先生，你是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我說道，“你在同世界上最卑鄙的無賴之一打交道。”我讓凱利把記錄戈巴尼法劣跡的材料念給他聽。然後我說道：“你解救不了任何人質。你只會傷害你的朋友羅納德·里根。”我指著他的鼻子說：“我離開這裡便回白宮，回去後便指示接線員，如果你再打電話來就掐線。你是在逼我輕蔑你。別使我這麼做。”
這場談話顯然奏效了。他沒有再打電話找我們。
邁克·鮑威爾和簡·諾特在10月1日舉行了婚禮。我取笑我的兒子為了接受一次發表講話的邀請居然推遲了蜜月旅行。我說，對一個熱情奔放的美國青年來說這是奇怪的選擇。但是，這次發言在邁克看來意義重大。卡盧奇要他在國防部——現在邁克在那裡工作——一次嘉獎殘疾僱員的儀式上發言。阿爾瑪和我陪著我們的新兒媳和她的雙親諾特夫婦到了五角大樓禮堂。邁克準備講些什麼我們事先並不知道。我們望著他拄著手杖徐步走上講壇。
他開始講話，聲音清晰、堅定。他把殘疾人的鬥爭比作打仗。他描寫了他在醫院裡當止痛劑的用量被減少的時候，當陸續不斷的探望者、問候卡和花束開始減少的時候他的感受。他講到那一天兩位康復理療醫師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容易的階段，也就是病痛的階段已經過去；困難的階段，也就是使他破碎的肢體重新投入工作的階段即將開始。第二天早晨，他說：“我望著鏡子。我的頭髮亂蓬蓬的，用藥用得頭髮已經乾枯。我的體重減輕了許多。我的臉上毫無血色，滿是鬍子茬。我撐著雙柺，一根導管從胃裡伸出掛在身上。我站著發抖，放聲大哭起來，再也無法自制了。那時是我一生的最低點。這是一場真實的戰爭，而我在敗退。”邁克接下來敘述他如何從那天的谷底爬起來進行反擊，直到今天重新燃起了希望。這是一場每一個殘疾人都必須拼搏的戰爭，與戰場上受傷的軍人的鬥爭沒有多少不同。他最後說道：“人的意志力是驚人的。它使我走下了床，它使我從輪椅上站立了起來，它給了我一根手杖，它使我得以重新在生活中走下去。”
熱淚在我的臉上直流。我看了看阿爾瑪和帶著笑容的簡。我們相互間不必說一個字。驕傲流露在我們的眼睛裡。
那年秋季，白宮裡的繁重工作看來已不再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聚光燈已經轉向喬治·布什和他同民主黨提名人邁克爾·杜卡基斯州長之間展開的總統競選。自從將近兩年前布什第一次誠懇地歡迎我來白宮工作以來，我對他已經相當瞭解。我曾注意過他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總統開會時的舉止。他很少說話，喜歡私下向總統提出自己的建議。
我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副手後不久的一天，遇到了他的妻子巴巴拉。那天，我到法國大使館出席為來訪的法國國防部長舉行的午宴，發現我的坐位在她旁邊。我說：“布什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