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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立即判斷聽眾的反應如何。人們站起來鼓掌歡呼往往是因為他們聽到了他們想聽的東西，而不是聽到他們應該聽的東西。後來，傑克說：“科林，這是一篇有分量的材料，正合《陸軍》雜誌的需要。”於是這篇演說刊登在該雜誌上。它受到退休少將亨利·莫爾的猛烈攻擊。莫爾是保守的傳統基金會的分支機構“傳統特寫”的一名專欄作家。他寄給我一封彬彬有禮但又不以為然的信，信中說：“您可能有興趣知道，在數週前我所參加的一個有關‘90年代國家戰略’的計劃性會議，該會議得出的結論與您的結論迥然不同。主要與會者（包括一名中央情報局代表的個人見解）的最終估計是，蘇聯透過它正在進行的‘改組和現代化’到90年代初期將以一個在軍事上比目前更強大的國家出現。”
要改組一支習慣於40年冷戰的軍隊絕非一個司令官發出一次喚醒人們的號召所能完成的。
我在全國各地的走訪和談話還達到了一個後來獲益匪淺的目的。我能夠從近距離仔細地判斷一些人的才幹，像當時在佛羅里達州坦帕附近的中央總部任司令官的諾姆·施瓦茨科普夫，還有陸軍部隊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三集團軍司令約翰·約索克中將，他過去是國家軍事學院壘球隊的隊員，曾同施瓦茨科普夫一道制定應急作戰計劃。我注意到堅忍剛毅的卡爾·斯蒂納中將把布拉格堡的第十八空降軍訓練成井然有序的有高效戰鬥力的部隊。在華盛頓州劉易斯堡，炮兵出身、其經歷背景頗為奇特的第九步兵師師長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約翰·沙利卡什維利少將在華沙出生和長大。他母親是一個沙皇將軍的女兒，父親離開蘇聯的喬治亞共和國後在波蘭軍隊中供職，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國軍隊中供職（即在納粹黨衛隊工作，這是後來發現的，約翰·沙利卡什維利本人一無所知）。沙利卡什維利16歲時來美國，他作為一名應徵者加入陸軍。我記得以前我曾說過，這個軍官的發展潛力很大。由於我們已擺脫了冷戰，我對從事熱戰的同僚們的評價絕非憑想象，而是認真仔細的。
在和平時期，一個軍、一個師或一個營只要領導有方，它的指揮官的工作，說實話，比起像國家安全委員會那樣從早忙到晚的單位來說，要輕鬆愉快得多。在陸軍部隊司令部，我有一幫得力的助手和部屬。我提出了一套明確的司令部工作原則。我再一次過著幸福生活：每天傍晚5點30分回家，同我的第五軍老司機奧蒂斯·皮爾遜（我把他調到了亞特蘭大）玩短網拍牆球。在10號有一幢雅緻的維多利亞式的宅第是司令官的官邸，我們住在那裡，阿爾瑪和我有時間享受剛當祖父母的天倫之樂。在我們遷往亞特蘭大前不久，簡和邁克一家添丁，生下了傑弗裡·邁克爾·鮑威爾。
我任國家安全顧問時曾享受過該職務的很多特權，但在我的新崗位上，國會沒有授權我擁有從家到辦公地點的交通工具。所以在那兒儘管指揮著上百萬人，卻要駕著一輛破舊的耗油量大的用了16年的“克萊斯勒”牌旅行車去上班。這輛車在造價達4000萬美元的嶄新的陸軍部隊司令部大樓前總要留下一攤油汙。但是，一旦我到了辦公室，奧蒂斯就會開著一輛閃閃發光的政府發的“信使”牌轎車堂而皇之地把我送到執行公務的地點。
“克萊斯勒”旅行車是我日常用的重負荷的交通工具，它要馱著工具、零部件和送孩子們上學。但是，那時候我舊情未斷，深深地眷戀著我的老“富豪”轎車。那是一輛1967年產的122型車，有一臺不大聽使喚的發動機。每當發生故障，我一下子又找不出原因時，我就躲進官邸的書房裡翻閱手冊。我會坐在那裡，攤開油料和電氣系統的圖表，透過窮盡法進行調查，找出問題之所在。當我排除了各種其他原因而找到唯一的癥結時，我會跑回車庫說，沒問題了，你這個小混蛋我已制伏了你。照著書本來分析和排除車輛故障給我帶來無窮的樂趣。對我來說，這好似打高爾夫球一杆子打進一個洞，或者對其他朋友來說恰似玩保齡球一下子得了300分。
我理想的休閒時光是：拆卸發動機的每一條電線，每一個管子和軟管、每一根電纜和每一顆螺絲釘；使主動軸和傳動系統脫開，用鏈條繞住發動機，再把鏈條掛在椽子上，然後搖絞車把發動機吊出引擎蓋，我站在那兒，雙手沾滿油汙而得意洋洋。我最高興一個人幹活兒。我不喜歡有人過來亂出主意。在亞特蘭大，我就是這樣來度過我大部分的閒暇時光的。我不認為，我的特殊愛好給人的感覺比打高爾夫球、網球、棒球等運動遜色。
初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說新任國防部部長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