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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說了這麼一句。接著，他做了行家所應當做的事情：他把此事交給了律師和刑事調查處去辦。其後的調查證實了那位軍官的惡行，查到了他去幽會時的汽車旅館收據。赫達切克卻再也沒把我叫去談論這件事，也從未指出我本來可以把這件事處理得好一些。只是一句“謝謝你，我來處理”。這可能是我挨的第三棒！
1982年5月20日，我在卡森堡已經幹滿一年了。10個月前曾希望把我的名字提到少將遴選委員會討論的那個人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說：“請坐。”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當他把一份兩頁紙的檔案遞給我時，香菸在他的手指縫中顫抖著。這是我的年度考績鑑定。我的前途就取決於這兩頁紙。我看完鑑定後對他說：“這就是你經過考慮的評價嗎？”他點點頭。我又說：“你不會不知道它會產生什麼效果，它十有八九會斷送我的前程。”怎麼會呢，赫達切克分辯說。他向我保證，我的情況還算好，而且他明年會重新給我鑑定。“下次鑑定會照顧你的。”他補充說。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話，說了聲對不起，便告辭離去。
陸軍的考績鑑定是用一些委婉用語寫的。你若是不知道這些代用詞，就無法掌握它們的含義。例如，有一欄寫的是“先於同級的人晉級”，第二欄寫的是“與同級的人一道晉級”，第三欄寫的是“不晉級”。這種表述似乎夠清楚了。但是，現在這類報告已經貶值得如此厲害，以至你若要不落伍，就得讓人家在第一欄內為你打鉤。赫達切克給我鉤的是第二欄。是具有破壞性，但還不是置我於死地的那一種表述。然而，這種很一般的評價也差不多是要人命的了。他只讚揚我是一名“好教官”。我的指揮才能被忽略了。我被派到卡森堡來，不是來當教官的，而是來取得當師長的資格的。我到師長預備學校來學習，而他給我的評語是不及格。
不過，赫達切克並不握有最後決定權。他是個“評估員”。我的鑑定還得交給一位“高階評估員”來下最後斷語。這位官員就是遠在2000多英里之外佐治亞州亞特蘭大的部隊司令部副司令M·科利爾·羅斯中將。此人我只見過一次。兩週後，我心驚膽戰地開啟了從部隊司令部寄來的一個信封。羅斯中將重複了赫達切克對我作為一位“教官”的能力的讚揚，並說：“應當充分地考慮他在一個重要司令部擔任主要參謀職務的可能性。評估員認為，在現階段，科林更適合擔任這種工作，而不是當指揮官。我同意……”這些話已經足以使我身敗名裂了。可是，羅斯也得在一組空格中打一個鉤。第一欄評價最高；第二欄在提升方面會有風險；第三欄則根本不用考慮。羅斯在第三欄內給我打了一個鉤。這真是致命的一擊啊。然而，我不能怪羅斯將軍。除了赫達切克的意見外，他對我的表現毫無實際瞭解。至少，阿爾瑪得到了可以得到晉升的評價：“鮑威爾有一位確實賢惠的妻子。不論她的丈夫被派到什麼地方去，她都完全能夠成為陸軍的代表，支援她的丈夫做好工作。”
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覺時，腦子裡千頭萬緒。我參加陸軍24年，這是我所得到的最糟糕的職業評語。在“上崗學習班”時，羅傑斯將軍曾警告過，我們當中有50％的人升不到兩顆星。現在我知道我是屬於哪一半的了。在五角大樓的將官管理處，那些負責將軍調動的年輕中校們會看到這份鑑定。他們會想，這個一帆風順的軍人終於栽了跟頭。鮑威爾原來只是一名政治將軍，到部隊就不靈了。邁耶將軍看到這份鑑定時會搖著頭說：科林離開部隊的時間太長了。下一次晉升委員會開會時，委員們會看著在此之前一直毫無瑕疵的記錄，心裡嘀咕：這個傢伙出了什麼問題？那天夜裡我失眠了。
然而，第二天上午我照樣到辦公室去，而且感覺很好。就像我在越南第一次目睹死人的事之後，我在那個山坡上所領會到的一樣，事情總是在第二天早晨顯得好一些。我會自哀自憐，但時間不會太長。我走進湯姆·布萊格的房間，對他講起發生的事情。他說：“我提醒過你，你不聽。”他認為麻煩是從我去找赫達切克談夫人問題時開始的。我同意他的分析，又加上了同師長爭論年度檢查的事和我對那位與軍士妻子有染的軍官的處理。後面這件事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我告訴湯姆，我確實把那件事辦糟了。不過，我不後悔。我做了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赫達切克做了他認為是正確的事情，並據此對我作出評價。我不打算抱怨或申訴，不會對赫達切克大發雷霆，也不會就此意志消沉。我會正確對待這件事的後果的。
此後，我繼續高高興興地履行我的職責。但是，我的腦子裡卻轉起了脫離陸軍部隊的念頭。一天晚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