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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系統官，他操作的是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世界上最先進的航空技術和飛機的攻擊系統。然而，這種非常重要的但不那麼顯眼的工作卻交給軍士們去做。軍士相當於准尉，是些來自比較卑賤的階層、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要使這些人真正掌握他們要在天上乾的事情，得花上兩三代人的時間。在他們學會這些事情之前，你在這裡所看到的只是半個飛機在飛行。”就在F…14以無懈可擊的精確性在頭上盤旋的同時，我在想，這種表演是不是航空方面的一種粉飾太平呢？
那天晚上，我到酒店大堂去同鄧肯部長會合。我們原定要出席伊朗空軍司令在官邸為我們舉行的正式晚宴。這時，一位身穿漂亮軍服的陪同軍官來見我們，深表歉意地說，我們不能離開酒店。原教旨主義暴徒同警察之間發生了戰鬥，設拉子大街上不安全。
第二天，我們離開伊朗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我望著停在停機坪上那些閃閃發亮的F…14飛機，心中想著那位美國教官對我講的話。我又想到頭天晚上的街頭騷亂，於是我開始疑惑：查爾斯·鄧肯和我所看到的究竟是伊朗的內情，還是僅僅是它的外表？
我們正在達蘭的沙烏地阿拉伯戰鬥機基地聽指揮官給他的飛行員講課，這時門突然敞開了，一位身穿飛行服、圍著一條方格頭巾的沙特軍官大步走進來。他只是一名少校，但是他的出現卻引起了全屋所有掌權人物的注意。人們向鄧肯和我介紹他時稱他為“班達爾少校”。原來，這是我所見到的第一位沙特王室成員：國防兼航空大臣之子、法赫德國王的侄子——班達爾·本·蘇爾坦親王。此人最終當上了這個石油王國的駐美大使。
在這第一次會見的大約一年之後，班達爾到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關係學院進修，就住在華盛頓。我們開始在五角大樓軍官體育俱樂部一起打短拍壁球。他與我一夥，對手是查爾斯·鄧肯和當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戴維·瓊斯將軍。我還記得班達爾親王在我們第一次打壁球之後走出俱樂部的情景。他肩上本來挎著一個健身用品包。只見他聳聳肩，輕輕地把包一甩，立刻就從旁邊閃出一個隨從，把它接了過去。親王把手向半空一伸，收回時卻握著一聽可口可樂。當時我想，當親王可真好。後來的幾年，我們常常一起工作，我們之間的社會等級鴻溝開始縮小，直至來自南布朗克斯的男孩同來自王宮的親王之間的親暱關係達到無法容忍和褻瀆神明的程度。
我1978年隨鄧肯出訪期間還在肯亞稍作停留。那是我第一次去非洲。這個大陸儘管看起來頗具異國情調，但卻不像我原先以為的那樣具有魅力。我的黑人血統的根是在西非，我蒙發思祖之幽情是後來的事。
此次出訪不到3個月之後，1979年1月16日，伊朗國王被趕出了他的國家。我從《華盛頓郵報》上看到了那些作過我們的東道主、而今被處決的將軍們的赤裸的屍體被放在陳屍所的停屍桌上。“軍士”階級轉而站到國王敵人的一邊去了，王室衛隊沒有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戰鬥打響的頭一天，他們就像水晶酒杯一樣破裂了。我原來就對那些精銳部隊和用來檢閱的騎兵有懷疑，此時我的懷疑更深了。我告誡自己：一定要透過表面看實質，不要因為你可能不喜歡你所看到的東西而不這樣做。在伊朗，我們放在一個人身上而不是放在這個國家身上的全部投資到頭來都化為烏有了。國王一倒臺，我們對伊朗的政策也隨他一起垮了。我們在那裡花費的許多億美元只起了使局勢惡化的作用，促成了一個原教旨主義政權的崛起。這個政權直至今天依然頑固地與我們作對。
鄧肯和我出訪歸來後，沒人再提起我的職務變動問題。後來，1978年12月的一天，查爾斯從我的小辦公室旁走過時，對我眨眨眼、揮揮手，然後就鑽進凱斯特的辦公室了。一分鐘後，凱斯特用蜂鳴器通知我進去。進到裡面，我看到他倆都在咧著嘴笑。“恭喜你，”凱斯特說，“你被提升為准將了。”不等我回過味來，鄧肯又說：“我想讓你去當我的軍事助理。”
由中校升為上校是升級；而由上校升為准將則是躍進。這次升遷使我興奮得不能自已。我當時的表現就像聖誕日早上的孩子。我們把媽媽接到華盛頓來慶賀我的榮升。許多姑父姨父、姨媽姑媽、堂兄表妹也都到伯克中心來了。我們的家頓時變得熱鬧非常。媽媽像新娘似的侷促不安，老是纏著阿爾瑪，要她幫她整理頭髮、熨衣服，看看她的服飾是否恰當，直至你認為她將會豔壓群芳才作罷。
我和布朗部長的軍事助理卡爾·史密斯上校的正式晉升儀式是1979年6月1日在國防部那很氣派的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