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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在長島的百事可樂工廠做裝瓶工那時起到現在，這是第一次從事純粹的文職工作。能源部是由以前的原子能委員會、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以及另外3個以前是獨立的部門拼湊而成的。這些機構就像是幾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被迫生活在一起，大家對這種狀況都不滿意。然而，國會卻喜歡這種安排。能源部的任務是透過支援全國各地的議員選區內的試驗效能源計劃——太陽能風車、太陽能鏡、煤氣、頁岩油等等來保護西方文明。尋求能源自立的目標就像一根金色的魔棒，把聯邦的經費送往全國各地。
我重建管理部門的工作包括決定誰去誰留。之所以讓我來承擔這項永遠讓人不愉快的任務是為了使鄧肯不必作惡人。謝天謝地，兩個半月之後，鄧肯已經牢牢地掌握了這個官僚機構的控制權。我既然已完成了自己這一份工作，於是就對鄧肯說，我迫切地想離開。鄧肯很大度地同意放我走。離開能源部很容易，但離開查爾斯·鄧肯卻令人難過。我倆很合得來，我們都主張努力地工作，盡情地玩，認真對待自己的事業，但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他授予我能源部長傑出服務獎章。當他把獎章別在我身上的時候，他和我的眼中都噙滿了熱淚。
在能源部的這段經歷使我第一次在一家全國性雜誌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79年9月3日那一期《新聞週刊》稱我是哈羅德·布朗手下的一個“奇才”，被派到能源部來進行能源領域的“思想品德整頓”。哇！
我要重返陸軍部隊的希望破滅了。前海軍部長小格雷厄姆·克萊特被調去接替鄧肯任國防部第二把手。克萊特要我當他的軍事助理，與克萊特現在的助理、出色的軍官——傑克·鮑德溫海軍中校一道工作。由於克萊特是五角大樓中海軍那一邊的人，而且已經有了一位從海軍來的助理，陸軍參謀長邁耶將軍認為把一個陸軍的人放到克萊特身邊從策略上說是有好處的。我的逃脫之路又被封死了。
格雷厄姆·克萊特那年67歲，有點老派紳士遺風，有時愛抬抬槓。他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當過文書，後來成了華盛頓的一位很棒的律師。不過，他最大的成功還是在當南方鐵路的經理時取得的。火車是他最愛的東西。他收藏有價值連城的玩具火車，其中有許多是19世紀的。他把它們展示在喬治敦的家中，從地面一直襬到天花板。我第一次見到克萊特還是在他當海軍部長、我為鄧肯工作的時候。“薩拉託加號”航空母艦預定要大修，修理用費相當貴。海軍已經對這個問題做了周密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做這件工作最省錢的地方是弗吉尼亞州諾福克海軍修船廠。作為海軍部長的克萊特同意了這個建議。副總統沃爾特·蒙代爾（此人並不總是像他在公共場合那樣的謙謙君子）聽說了這個決定後，打電話給鄧肯，說在這件事情上顯然發生了誤解。他在1976年的總統競選中曾向費城人民保證，“薩拉託加號”一定會在他們的造船廠重建。所以請務必這樣辦。
很講究實際的鄧肯把我叫去，對我說：“我希望你到什麼地方躲一陣，回來時給我拿出一個在費城而不是在諾福克檢修這艘船的理由。”由於我根本沒有在海軍工作的經驗，更沒有造船方面的經驗，這對我來說，只能是一次搞創作的練習。我盡最大的努力去做，幾天後把一份3頁紙的列印得密密麻麻的論證報告交給了鄧肯，說明為何要在費城重建“薩拉託加號”。
後來我得知，格雷厄姆·克萊特怒衝衝地闖進鄧肯的辦公室，大發雷霆地把我的報告摔到鄧肯的桌子上說，他的海軍專家們對於在哪個造船廠重建“薩拉託加號”最合適已做了行家的判斷，而且他支援他們的結論。他是海軍部的部長，沒想到他的意見竟遭到否決。他說：“將來還得我到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去解釋，我已經建議到諾福克去修船之後為什麼又改變主意。”鄧肯好不容易使他平靜下來，然後說，咱們都是這個圈子裡的人，都懂得比賽的規矩，當局希望在費城修嘛。
克萊特氣呼呼地把我的報告抓了回去，回到他的辦公室，告訴他的海軍分析人員再提一個與他們的第一個結論截然相反的建議。國會中的弗吉尼亞代表團聽到訊息後大罵政府。而且，正如克萊特所擔心的，他得到國會山去為海軍部的新立場辯護。令我驚訝的是，他把送“薩拉託加號”到費城去修理的理由講得那麼有說服力，你簡直想不出有比這更合適的地方了。決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觀點混為一談，以免你的觀點一旦站不住腳時，你的自我也隨之不復存在。克萊特是個老律師，他懂得這一點。“薩拉託加號”駛往費城造船廠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