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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的特工人員，他的名字引起了右翼的憤怒。白宮的政客們不願讓卡盧奇到國防部工作，頗有權勢的傑西·赫爾姆斯參議員也表示反對。但是溫伯格卻很想要他，不讓那些保守派得逞。正如我在溫伯格處理範·克利夫問題時所看到的那樣，這位精於歐洲式處事風格的部長是一位具有鐵一般意志的人。此外，溫伯格還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四世請到國防部做他的總顧問，成為他的袖珍班子的一員。在衛生、教育和福利部時，他就是溫伯格的總顧問。
“部長先生，”我對卡盧奇說，“請告訴我，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先說好，不要稱我部長先生。”他說。
“好的，我還繼續稱你為卡盧奇先生吧。”我回答。
“不，也別稱我卡盧奇先生，更不能稱大使先生。就叫我弗蘭克吧。”
我終於同意在沒人的時候彼此以科林和弗蘭克相稱。“但是，”我又說，“可別當著所有那些將軍的面逼著我叫你弗蘭克，讓我難為情。他們可決不會當眾叫你弗蘭克的。這裡不是衛生、教育和福利部。你現在掌管著美國武裝部隊。我們不能以吉姆、鮑勃、弗雷迪或弗蘭克來稱呼我們的上司。”
卡盧奇還是在2月4日那天宣誓就職了。不過，為了消除赫爾姆斯的阻力，作為交換條件，毫無汙點的保守派人士弗雷德·伊克爾被任命為負責政策問題的副國防部長。卡盧奇接過了克萊特原來的職務，也用上了他原先的辦公室。我留在原地，現在的身份是卡盧奇的高階軍事助理。
這個講話十分謙虛的人卻喜歡扮演一個深知內情的角色。一天，卡盧奇在講話時老是提到“卡普”，聽了讓人很不舒服。最後，我問道：“是溫伯格嗎？”不是，弗蘭克解釋說，他指的是富有魅力的委內瑞拉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他的風格與他的實質之間這種反差使我覺得很有趣。弗蘭克可以一邊給他的小女兒克里斯汀換尿布，一邊策劃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計謀。他妻子馬西婭忙得脫不開身的時候，他會在星期六把小女兒克里斯汀帶到五角大樓來。
“我想讓你跟我一起去開防務科學大會。”卡盧奇上任沒幾天就告訴我。防務科學大會是每年2月在慕尼黑舉行的、由德國出版業巨頭巴龍·馮·克萊斯特贊助的會議。會上將散發一大本一大本的檔案，題目都是《為歐洲制定的新戰略》之類。整天摳書本的國家安全研究人員都渴望去參加這個會議。
“好吧，”我對弗蘭克說，“我讓空軍準備一架飛機。”
“不要，”他說，“在民航班機上給我們弄兩個坐位就行了。”
我按弗蘭克的要求做了，並同他一起出發去杜勒斯機場。由於引擎出了故障，我們的飛機推遲好幾個小時起飛，我們只好等著。弗蘭克焦急地老是看手錶。我們終於登上了飛機。按級別，弗蘭克有資格坐頭等艙，所以他就坐在那裡了。我則還要繼續向前走。“你到哪裡去，科林？”他問。“我只能坐普通艙，弗蘭克。”我說。結果，我倆無法在飛機上一起工作。而且，為了等航班，我們回來時又浪費了一天時間。
我剛回到辦公室，軍事空運司令部司令羅伯特·海瑟就揪住了我的耳朵。“太蠢了。”海瑟說。你們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它怎麼能提供可靠的聯絡？它怎麼能保護那些絕密檔案？他警告說，下次若再不用專為因公出差準備的飛機，我將會掉腦袋。弗蘭克終於同意了，從此以後，我們出公差時使用軍用飛機。
里根執政後，有一點很快就看清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一代人又回來主事了。總統所拍的軍事影片可能不算多，他只在好萊塢拍了一些訓練影片。但是在他看來，親自參加這場戰爭是他的重要經歷，而且他總喜歡強調這一點。卡普·溫伯格在太平洋戰區麥克阿瑟將軍麾下由列兵升至上尉。他就是在那裡認識他的夫人、當時任陸軍護士的珍妮的。所以說，他也是那個時代造就的人物。
一天上午，在工作人員例會上，溫伯格盯著卡爾·史密斯和我說：“我不明白，你們大家到底是不是軍人？我很少看到我手下的軍官穿軍服。”我們解釋說，穿便服在70年代初期成了普遍現象，這樣可以顯得在華盛頓工作的軍事人員少一些。溫伯格哼了一聲說：“如果你們是軍人，那就應當穿軍服。”部長既然這樣說了，我們就照辦。
有一天我對卡盧奇說：“有件事使我們這裡許多人感到不快。”我說了我們未能請來卡特總統或布朗部長為軍士長羅伊·貝納維德斯頒發他獲得的榮譽勳章這件事。貝納維德斯的光輝業績是在1968年創造的。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