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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為另一個新來的人幫忙。此人是溫伯格的政治官員處處長。聽這頭銜，你會以為是共和黨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前州主席，或者是該黨的一位需要一份工作的落選議員。然而，人們給我引薦的卻是一位只有二十五六歲的年輕女士瑪麗貝爾·巴傑，內華達州一位法官的女兒。同溫伯格一樣，她也在加州的比克特爾公司工作過。巴傑女士的政治良師是內華達州共和黨參議員保羅·拉克薩爾特。儘管她年紀很輕，給我留下的印象卻是睿智、能幹，比她這個年紀的人更成熟。
這些新來的人，特別是阿米蒂奇和巴傑兩人，與前面那個過渡班子中的那些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不同的是，他們都很精明，知道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有可能燒得太狠。他們發現這個部裡所積累的基本知識是值得珍惜的。他們認識到，有些人確實對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不必馬上解僱。他們願意尋求資歷較深的人的幫助，而不是在自己那無知的天地裡東撞西碰。
由於溫伯格當過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也由於我作為白宮研究員在那裡工作過，在溫伯格就職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奉命帶他到他的新辦公室去看一看。他下榻的酒店大堂內擠滿了看起來很闊綽的共和黨人。他們的臉上洋溢著勝利的喜悅，急切地等待著就職慶典的到來。櫃檯服務員通報了我的姓名之後，我上樓到溫伯格的房間去。這位候任部長親自開啟門迎接我。他的衣著端莊大方，舉止文質彬彬，不乏熱情。他以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熱誠歡迎我，並說他記得我在管理和預算局工作過，這使我受寵若驚，他還說他很高興我們將再度共事。我雖然很感榮幸，但心中卻嘀咕，這些話對於我要回陸軍部隊去的希望預示著什麼？
阿爾瑪也希望我回陸軍部隊去。她指出，我執行直截了當的軍事任務時要比現在輕鬆得多，自然得多，也快活得多。她這番評論倒是我以前沒意識到的。我在陸軍中與之共事的弟兄們都有共同的背景、共同的記憶和共同的價值觀。而執行政治任務就遠沒有那樣稱心，緊張程度也大多了。這可以用修理汽車打比方。軍隊好比是摺疊車棚，而政治就好比是變速箱，在摺疊棚下修東西要比在雜亂無章的變速箱中幹活容易多了。雖說到國外去執行任務要長時間地離開家人，但是在國防部辦公廳工作也相差不多。每天早上孩子們沒醒我就走了，等回家時他們又已經上床睡覺了。
1981年1月20日，我像平常一樣很早來到辦公室。行政官員們的房間都已經空了。艾森豪威爾走廊內悄無聲息，顯得很不自然。政府的更迭在這些執掌權力的大廳內留下了真空。幾天前，在格雷厄姆·克萊特整理辦公桌時我同他交談過。他和民主黨任命的其他官員共同進行了一番艱苦的鬥爭，但還是失敗了。然而，我覺得，卡特的下臺並沒有使他們一敗塗地，至少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是這樣。我喜歡並崇敬格雷厄姆，以後會想念他的。他後來從事他喜愛的工作，當上了美國鐵路公司總裁。為提高美國的鐵路客運服務質量做出了很大貢獻。
在克萊特離開五角大樓的那一天，舉行了一個小的頒獎儀式。儀式結束時，他握著我的手說：“科林，有朝一日你當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可不要感到意外。”我記得我當時想，這句恭維話倒是蠻不錯，只可惜不大可能應驗。
第11章 危險處境
總統就職儀式結束後，我走過國防部長辦公室的時候，一個熟悉的、像摔跤手（他確實當過摔跤手）一樣結實的身影走了過來。他沒穿外衣，襯衫袖子挽著，完全沒有五角大樓工作人員的樣子。“卡盧奇先生，”我說，“歡迎到國防部來。”
他停住腳步：“哦，是你啊，科林·鮑威爾，”他微笑著說，“我記得你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工作過。很高興再見到你。我聽說你要成為我的軍事助理了。”
從我們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共事之後，這些年裡他成了華盛頓“環內”的一顆明星。1975年至1978年，在政府擔心葡萄牙從右翼獨裁轉向共產主義的時候，他擔任美國駐葡萄牙大使。卡盧奇使美國堅持住了一條微妙的中間路線，直至葡萄牙找到了它自己的民主之路。他常常擔任第二把手：白宮管理和預算局副局長，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現在正等待著國會對他作為溫伯格在國防部的副手的確認。他的才幹是公認的，而且兩黨都重用過他，這使他在一些純粹的保守派的眼中的形象受到了損害。在他們看來，卡盧奇犯下了一個特別嚴重的罪行。他在卡特政府期間曾在斯坦菲爾德·特納領導的中央情報局工作過。由於特納解僱了大批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