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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美國就想扮演仲裁角色，讓所有外國軍隊都撤出黎巴嫩。用國務院人士的委婉說法，部署在貝魯特機場四周的海軍陸戰隊是一支“隔離部隊”。翻譯成白話就是：讓這些海軍陸戰隊呆在兩個火藥桶——黎巴嫩軍隊和得到敘利亞支援的在舒夫山一帶與黎軍決一死戰的什葉派軍隊——之間。溫伯格從一開始就反對讓海軍陸戰隊介入，但是在白宮的政策辯論中輸給了麥克法蘭和國務卿舒爾茨。
那時，我對國務院的官員們發明的一些用來表示對外干預而通常都要軍隊付出血的代價的那些冷漠的字眼，諸如“存在”、“象徵”、“訊號”、“桌面上的選擇”、“建立信譽”等等，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如果能以實實在在的使命感作基礎，使用這些字眼原也無妨，但它們常常被用來為自己塗脂抹粉。
8月29日，即在發生機場卡車炸彈事件之前，兩名海軍陸戰隊隊員被穆斯林的迫擊炮火擊斃。9月3日，又是兩名。到10月16日，又有兩名。當時正在貝魯特的麥克法蘭不顧溫伯格的抗議，說服總統同意美國戰艦“新澤西號”開始用16英寸的大炮猛轟貝魯特附近的山區。這是一種二次大戰式的轟擊，恰似當年我們在登陸前要炸松某個太平洋珊瑚島沿岸的礁石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忽略了這樣一點：別人也會像我們一樣做出反應。當炮彈紛紛落到什葉派頭上的時候，他們認為美國“裁判”已經表態，站到他們的對立面了。又由於他們無法接近那艘戰艦，他們就找到了一個比較容易打擊的目標——貝魯特機場上的沒有掩護的海軍陸戰隊。
從我在五角大樓中的這個位置上看，美國的做法等於是把手伸進一個具有千年歷史的馬蜂窩，指望僅僅用我們在那裡的存在就能安撫那些馬蜂。1991年，當自古以來的民族仇恨在前南斯拉夫重新燃起、好心的美國人認為我們應當在波斯尼亞“有所作為”的時候，我主張慎重行事。當時浮現在我腦海中的就是貝魯特機場上的那些被炸成碎片的海軍陸戰隊隊員的屍體。有時，美國人冒生命危險甚至付出生命是必要的。不能因為可能會招致傷亡就使對外政策陷入癱瘓。但是，只有在我們能對人家的父母妻兒提出的為什麼他們家中的一個成員必須死去這個問題做出明確回答的時候，才可以讓人去冒生命危險。而僅僅以要提供一個“象徵”或“存在”為理由，那這個理由是不夠充分的。
貝魯特爆炸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們緊接著就於10月25日出兵入侵格瑞那達。這個加勒比海島國落入了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莫里斯·畢曉普的控制之下。他的政府要在古巴援助下修建一條飛機跑道，而這個簡易機場將允許蘇聯使用。後來畢曉普遇刺身亡。他被暗殺後出現的混亂，威脅著美國在格瑞那達留學的將近1000名醫科學生的安全。
格瑞那達只有84000人口，由一支裝備極差的2000來人的第三世界水平的民兵部隊和一個古巴建築工程營防衛。我們組成了一支包括陸軍傘兵部隊、海軍陸戰隊以及海軍特種作戰部隊“海豹”分隊在內的海陸空聯合部隊。用這樣的一支部隊進攻一個小國，本來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我們卻花了差不多一週的時間才把抵抗行動平息下去，把那些留學生解救出來。這次出兵很難說是各軍種相互配合的典範。這次作戰是作為一次由海軍領導的行動開始的，只是到了最後一分鐘才把H·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少將——當時他是陸軍第二十四機械化步兵師師長——派去協助約瑟夫·梅特卡夫海軍中將工作，以確保指揮班子中有懂得地面作戰的高階人士。通訊狀況太差、缺乏統一的指揮與控制、各軍種間的門戶之見以及華盛頓事無鉅細的干預，這一切都使得各軍種之間的關係受到影響。這次行動說明軍種間的合作需要大大加強。出兵格瑞那達的行動雖然成功了，但卻不是一個漂亮仗。當時我只是一個旁觀者，但我卻把從中汲取的教訓銘記在心了。
溫伯格是個固執但堅持原則的人，然而批評他的人卻只說他“固執”。他會像雄獅一樣與任何內閣同僚或對立面的議員作鬥爭。但他卻不忍心同政府中大概是最優柔寡斷的那個人——里根總統作對。溫伯格對總統的感情和忠誠是全心全意的、發自內心的。他不願意使他視為偶像的這個人感到不舒服。結果，當羅納德·里根被人說服，同意為了一個並不明確的目的把海軍陸戰隊部署在貝魯特的一個不安全的地方上的時候，溫伯格不願為了這個問題同他抗爭。
雖然在白宮的政策辯論中，溫伯格從不在乎同舒爾茨等人較量，但他卻不願同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員發生任何不愉快。有一次，在溫伯格夫婦度過感恩節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