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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司機去接他們時酒喝多了，以至在同他們打招呼時說出了“復活節好”這樣的話。但我卻無法說服他批評這位司機。
卡普·溫伯格的生活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常規，而他也就始終按照這些常規做事。我每天早上6點半到辦公室。到6點58分，溫伯格的司機肯定會用汽車上的電話通知我，部長將在兩分鐘後到達。到那個鐘點，溫伯格便會走出他的專用電梯，後面跟著司機，司機手中提著那個上面帶有一個大金屬扣的老式律師公文箱。溫伯格徑直走向他的辦公桌。那核桃木的桌子有9英尺多長，桌上有精緻的刻花。它原先的主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遠征軍司令、有“黑傑克”之稱的約翰·潘興將軍。溫伯格從公文箱裡拿出在家中批閱過的檔案，那些檔案有關於數百萬美元軍火採購問題的，有關於提升三軍將領問題的，也有關於給反共遊擊隊運送地對空導彈問題的。掏空公文箱後，溫伯格便坐下來，先目視前方靜呆幾秒鐘，好像在為即將到來的一天做準備。接下來，他用蜂鳴器把中央情報局的檔案傳送員叫進來，此人送來總統的《每日簡訊》。那是一本用仿羊皮紙印製的報告，選登頭天夜裡獲得的情報的精華。我倒更喜歡看《頭班車》，因為它摘登各家報紙的主要訊息。到晚上，溫伯格裝好他那古董公文箱，把椅子對著辦公桌的中間部分擺正，用腳輕輕踢一下底部，這表示他一天的工作結束了。這一套程式天天重複，從不改變。
溫伯格外向的吸引力掩蓋了他的一種頑童般的興趣和出人意外的癖好。我的工作——同時也是我借用的權力——是控制部長的時間，那是他唯一不能盡情使用的東西。因此，我每天都得十幾次進出他的辦公室，與他商談事情。一天上午，我到他那裡去的時候，他正從右手第一個抽屜取東西。在他關上抽屜之前，我看見了那裡面的內容。抽屜裡裝滿巧克力、糖果和巧克力棒。我後來發現，每當周圍沒有人的時候，他總是津津有味地享用這些東西。國防部長原來是一個暗藏的巧克力迷。又有一天，在他剛要吃完巧克力快餐的時候，我突然闖了進來。他說：“科林哪，在這座大樓裡，我所能夠行使的唯一實實在在的權力就是，在我招待重要客人的時候，我可以命令廚房準備巧克力甜食。”
我的職責沒有明確的界定，從溫伯格的戰略顧問到他的拎包人，無所不包。有一次，我從家裡拿來他的小禮服，使他能在辦公室換好衣服去參加一個社交活動。在他掏空衣服口袋的時候，我站在那裡給他講當晚活動的內容。他口袋裡所裝的東西說明了這個古板的紳士出人意料的一個側面。口袋裡有一個小鉛筆頭。他解釋說，這個鉛筆頭他從小帶到現在。還有一個澳大利亞半便士硬幣，他說那是他在太平洋向他妻子求愛的信物。“把這些東西帶在身上，我總是覺得心裡踏實。”他不好意思地解釋說。
像哈羅德·布朗和約翰·凱斯特一樣，卡普·溫伯格是一個有修養的人。在文學和音樂方面，他是古典派。我們給他買了一個帶單放機的小小的鐘控收音機。他一個人在屋時，總是伴著巴赫和貝多芬的音樂工作。我覺得這個人有修養的這一面是很具感召力的。許多步兵出身的人沒有這種素質。有時我會感覺到自己在這方面的欠缺。但是，在這裡工作期間，我不但沒有培養出更好的讀書習慣，而且連以前也不如了。晚上9點回到家中，一本好書只看上兩頁可能就睡著了。
溫伯格還喜歡搞排場。在我重返五角大樓之前很久，中央情報局曾報告說，利比亞殺手要來美國刺殺總統和其他美國領導人。這是一場虛驚，但是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部長和第一副部長辦公室外面加了穿軍裝的崗哨。最後竟有12名很有用的男女被派來幹這種基本無用的差事。說它無用，是因為五角大樓的文職警察已經多得綽綽有餘。我接任軍事助理之後，由於暗殺的威脅早已證明只是謠傳，我希望不要再安排警衛了。溫伯格卻聽不進去。他喜歡這些堪與守衛倫敦塔的皇家禁衛軍相比的身材高大計程車兵站在他門外。他每次離開辦公室時都向值勤的警衛敬禮，每次回到辦公室還要敬禮。
弗蘭克·卡盧奇有一次勸我說，精明的部下應會避免同溫伯格頂嘴。“如果是小小不然的事，”弗蘭克告誡我說，“那就別浪費你的精力了，留著精力幹正經事吧。即使他錯誤嚴重，事關重大，你也要留有充分餘地。即便如此，你十之八九也要碰壁。”溫伯格有時確實會表現得頑固不化。我在“星球大戰”問題上就領教了這一點。
1983年3月23日，我重返五角大樓大約4個月之前，里根總統發表了一項重要的政策講話，宣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