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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29日，我在諸兵種聯合作戰發展中心的任期即將結束的一天，我站在格蘭特禮堂內，現在已是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副司令的卡爾·沃諾中將為我戴上了第二顆星。從職業角度說，升任少將是大好事。從感情上來說，這意味著我終於渡過了痛苦的一關。我的心中受過內傷並且恢復過來了。然而，再冒一次險是不明智的。
在利文沃思堡度過短短的11個月之後，鮑威爾一家離開了這個地方，不情願地返回華盛頓去了。
第12章 電話鈴不停地響
過去兩個月來，我睡覺變得輕起來了。此刻是1983年9月1日夜間，電話鈴一響我就聽見了。阿爾瑪並沒有醒來，卻似乎在昏睡狀態把聽筒遞給了我。我望了望鍾控收音機，上面的紅色數字顯示出現在已接近午夜。
“鮑威爾將軍，我是DDO，”——DDO就是作戰局副局長。他是從全國軍事指揮中心打來電話的，該中心24小時監視著全球動向。近來，我和這位副局長經常在夜間通電話。“出了點問題，”他告訴我說，“從安克雷奇飛往漢城的一架韓國客機從雷達螢幕上消失了。”
我必須決定是否應當叫醒國防部長，把這一訊息告訴他。“還有別的情況嗎？”我問。
“目前沒有了，”他說，“飛機剛剛失蹤。”
我躺在黑暗中，考慮著該怎麼辦，腦海裡想象著在漢城機場上，乘客們的家人會如何焦急不安，納悶飛機何以會晚點。我給部長打了電話。如果飛機掉進太平洋，我們可能會希望派出美國部隊去執行搜尋及援救任務。儘管是在午夜，溫伯格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如同中午在五角大樓內一樣。他要我隨時向他通報情況。
我剛把電話掛上，鈴聲又響起來了。
“將軍，”來電話的又是那位值班軍官。“看來問題不大。我們剛剛接到報告說，那架飛機大概做了緊急降落。”
我把這一訊息報告給溫伯格。但這時我卻睡不著了，直覺讓我不大放心。飛機丟了又找到了，對這種事焉能採取無所謂的態度？我剛要迷迷糊糊地睡去，值班軍官第三次打來電話。
“長官，‘燃燒的風’監聽到蘇聯防空軍司令部同他們的一位戰鬥機飛行員之間的一些奇怪的通話。韓國的那架飛機可能侵犯了蘇聯領空。”“燃燒的風”是我們使用RC…135偵察機在太平洋上空進行情報活動的代號。
“你有什麼建議？”我問。
“現在還沒有。”他回答說。我知道我倆都有同樣的不祥預感。蘇聯人是否可能擊落了一架坐滿普通乘客的民航飛機？
每當發生悲劇的時候，五角大樓都是這樣一點一滴地瞭解情況，而不是像報紙上的訊息那樣寫成簡潔而完整的段落或者像電視記者那樣說得字斟句酌、有板有眼。最後，總算湊夠了資訊，使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得以於當天上午10時45分發表一項宣告，宣稱蘇聯一架戰鬥機確實擊落了韓國的一架民航飛機。“美國對這種襲擊深表義憤，”舒爾茨說，“看來死亡人數很多。我們認為沒有任何藉口採取這種令人震驚的行動。”
蘇聯方面最初的反應是矢口否認。當他們的說法被事實揭穿之後，俄國人又說，那架飛機闖入了蘇聯領空，他們本想把它引導至最近的機場，但是駕駛員不聽，繼續飛行。最後，蘇聯人承認他們擊落了那架飛機，但卻聲稱該飛機在從事一項由美國和日本指揮的“有意識的、經過周密策劃的情報活動”。
這件事的全部真相隨著蘇聯的解體終於大白於天下。從阿拉斯加飛往漢城的大韓航空公司007號班機由於意外的原因偏離航線360英里，確有兩度是在蘇聯領空飛行，一次是在堪察加半島的上空，另一次是在薩哈林島上空。蘇聯防空司令部派去攔截韓航007班機的飛行員根納季·奧西波維奇駕駛的是一架蘇霍伊…15戰鬥機。他報告說，闖入領空的飛機使用著航行燈和夜航民航飛機通常使用的防撞閃光燈。為了看得仔細一些，奧西波維奇還在那架噴氣式客機的右側（我們不知道他離那架飛機有多近）並飛了一段。這位蘇聯飛行員執行過至少1000次攔截美國軍用飛機的任務，對這類飛機的輪廓瞭解得像對他自己的飛機一樣清楚。他說，他看不出這架波音747飛機是民航飛機。他退了回去，用雷達鎖定了那架飛機。在接到命令之後，就在韓航007班機即將離開薩哈林上空、重新進入國際空域的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