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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以後,國會授權成立了4個黑人團: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步兵團,第九和第十騎兵團。據說由於他們面板黑,頭髮捲曲,身穿野牛皮上衣,作戰勇敢,被印第安人叫做“野牛勇士”。然而,這4個團的建立並未帶來種族政策上的開明。美國政府只不過是希望在向西移民時讓白人移居者受到保護,防止印第安人襲擊。“野牛勇士”幫助白人獲得土地並保衛土地,可是黑人大都沒有獲准擁有土地。
你若仔細瞧瞧那些描繪西—美戰爭期間特德·羅斯福率領義勇騎兵在古巴聖胡安山衝鋒陷陣的油畫,就會發現那上面沒有一個黑人面孔。但是當時倘若用照相機拍照,照片中就會有黑人,因為義勇騎兵中確實有黑人,其中7人在古巴之役中還榮獲軍功勳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參軍的黑人將近100萬。其中一些人,如“塔斯克吉人”——第一批黑人戰鬥機飛行員——證明黑人有能力也有勇氣擔負任何作戰任務。可是,他們1945年復員回到南方亞拉巴馬州的吉姆克羅地區,那裡依然是種族隔離。黑人進單獨的學校,這些學校與白人學校不一樣。黑人就業困難重重,還忍受種種侮辱,例如只能進“有色人種”廁所,連街頭的飲水噴頭都不能與白人共用。在美國其他許多地方,也存在種族主義,只不過不那麼露骨罷了。
既然如此,為什麼國家有難時,黑人還總是響應號召?他們這樣做,是因為當兵打仗是允許他們行使公民權利的唯一領域。因為他們相信,只要他們表現出同等的勇敢,作出同等的犧牲,為國而戰和為國捐軀,那麼隨後一定會得到平等的機會。例如,安德魯·傑克遜① 曾許諾說,跟隨他作戰,特別是參加了新奧爾良戰役的黑人,將被賜予土地。黑人跟隨他打仗,有些人還陣亡了。但是,硝煙散盡,危險度過以後,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
直到1948年7月26日,杜魯門總統才簽署了結束軍隊中種族隔離的行政命令。既然允許黑人士兵平等地為國捐軀,那就應該允許他們在軍中平等的服役。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而我是在這之後10年才進入陸軍的。我記得在本寧堡的步兵軍官基本訓練班上,我有兩位最親密的黑人同學,唐·菲利普斯和赫爾曼·普賴斯。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我們3個人恰好排在一起,站隊時恰好肩並肩,看起來彷彿陸軍仍然在搞種族隔離似的。菲利普斯後來成為一名正式上校,擔任過首都華盛頓陸軍儀仗團的團長,是該團的第一個黑人團長。普賴斯後來當了軍醫,成為陸軍的首席心臟病醫生。另一個黑人軍官蘭傑·科菲擔任過尼克松總統的軍事助理。他們以及其他黑人軍官的生涯,都是得益於迄今為止幾乎尚無人認識到的一個事實:在體現民主理想方面,陸軍在美國是居於領先地位的。從50年代起,陸軍中的種族歧視比較少了,賞罰比較公平一些,軍營內的賽場要比任何一個南方的市政廳或北方的公司內的賽場平展一些。因此,儘管陸軍仍有種種缺陷,它依然讓我比較易於愛我的國家,全心全意地為我的國家服務。
第03章 追求阿爾瑪
1961年11月的一天,我在德文斯堡單身軍官宿舍閒躺著,我的朋友邁克·亨寧堡突然闖了進來,要我無論如何幫他一把。邁克的家也在紐約昆斯區,和我一樣也有混合的血統,他家是黑人,但有德國人血緣關係,所以他父親的名字是阿爾馮斯,他哥哥的名字是古斯塔夫。邁克在波士頓交了一個女朋友,叫傑姬·菲爾茲,他對她一見鍾情。他求我說:“請你跟我一起進城,去應付傑姬的同宿舍女友。”
“盲目約會?”我擔心地問。邁克點點頭。不預先跟人約好,就去瞎闖,這樣的事我從來沒有幹過。這種盲目約會的成功機會也許比摸彩票更少。不過,我原先在紐約的女朋友已經跟我吹了,沒有熬過那16個月的分離期。這時我是光棍一條。在德文斯堡我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潘興步槍會”會友德佩斯及其夫人桑迪,在本寧堡時的好友普賴斯及其夫人瑪德琳,以及新朋友C。 C·沃克和埃茲拉·卡明斯等等。不過,在談戀愛方面卻無所作為。我說:“好吧,邁克,我給你打掩護。”
我們開車到波士頓的後灣區馬爾波羅街372號去接兩位小姐,來到一幢高階住宅一層內背陰的一個一居室的單元門口時,傑姬·菲爾茲小姐出來迎接我們。幾分鐘以後,另一個姑娘出現了。傑姬介紹說:“這是我的同室好友阿爾瑪·約翰遜。”
她面板較白,淺棕色頭髮,體態優美。令我著迷的是她有一雙明亮的眼睛,眼珠帶有很少見的綠色光澤。她舉止端莊,談吐文雅,帶有一點南方口音。我心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