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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鮑威爾。”我回答，“你是誰？”
“我是阿爾瑪的未婚夫。”他說。
“你好，”我說，“我是阿爾瑪的丈夫。”
談話尷尬地結束。阿爾瑪和我顯然還沒有來得及把我們結婚的訊息通知我以往的情敵。
過了一週，一個星期六上午，有人敲門。我只穿著一件汗衫和一雙拖鞋，急忙開門。門口站著一個漂亮小夥子，手裡拿著一盒糖果，臉上露著笑容，可是一見是我，笑容頓時消失了。他無禮地問：“你在這裡幹什麼？”
我說明了我在這家庭中的地位。阿爾瑪從臥室走出來，我出於禮貌走開，進了臥室，斷斷續續聽到了他們氣氛緊張的簡短談話。那位來訪者走了。我出來一看，那盒糖果也跟他走了。阿爾瑪對我說，那只是一個老朋友而已，他說什麼未婚夫是誇大其詞。從那以後30多年來，阿爾瑪用事實證明她說的話是事實。
我們婚禮後不久，又在我們鮑威爾家再次舉行了結婚招待會。客人們下午就開始陸續光臨，地下室的起居間內擠得滿滿的。一直熱鬧到最後一滴蘭姆酒喝盡，那已是凌晨4點鐘了。阿爾瑪經受住了牙買加式好客精神的第二次考驗，並讓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她的魅力。看到我父母為他們的兒媳婦而興高采烈，我再高興不過了。跟約翰遜家那場嚴肅機械的招待會相比，鮑威爾家的招待會恰是文化上的180度大轉彎。
我的表兄弗農·路易斯興趣廣泛，會烤蛋糕，玩撲克，愛好田徑運動，現在的職業是警察。媽媽委託他為這次招待會烤一塊大蛋糕。弗農和蛋糕遲遲不見，媽媽著急了，擔心弗農的第二興趣和第三興趣壓倒了第一興趣，這種事過去不是沒有發生過。最後，弗農表哥終於出現了，帶來一盤特別大的結婚蛋糕，樂呵呵地衝著我母親說：“艾麗姨媽，你怎麼能懷疑我完不成一件光榮的作品？哪怕只是懷疑一分鐘也不行。”一句話就把我母親逗樂了。阿爾瑪則在猜想，這麼多的親戚，什麼時候才有個完呢？
我喜愛婚後的生活。我喜愛週末陪阿爾瑪上街採購。我喜愛她跟我一起會見我的朋友。我常常開快車，從德文斯堡趕回我們的小窩。我的車是一輛藍色的1959年產的“大眾”牌，是我在德國時花1312美元買的。有一次，我又沿著2號公路瘋狂急駛，忽然看見一輛敞篷車緊緊跟上了我。我想，這準是一個新英格蘭的美國佬要超過我，讓我吃他的塵土。我把油門踩到了極限。這時，響起了警笛，我大吃一驚，只好停車。開車追我的人走下車來，讓我看了他的州警察證件。他通知我違章了，在這一路段時速不許超過55英里，我卻跑到了90英里。我辯解說：“警官，你知道我也知道這輛車跑不了那樣快。”這話毫無效果，他毫不留情。在當年，我常想看看我的車究竟能跑出什麼速度。現在還有時這麼幹。
我和阿爾瑪在一起的毫無牽掛的生活行將結束。9月24日，婚禮後一個月，營部為我們舉行了告別會。艾伯納西中校唸了用漂亮書法寫的蓋有第二步兵團第二營營徽的告別詞。“諸君靜聽，諸君靜聽，”他開始念道，“茲有本營首席文書官奉命調往遍地佈滿毒樁與竹籤的樂土……”他幽默地提到了我在德文斯堡服役期間的一些事蹟：“本營部將思念此君的摔電話聲、拍桌聲和猛扭轉椅之聲。”要是我在德國時的連長路易塞爾在場，準會點頭稱是。
不久以後，阿爾瑪和我收拾了我們全部家當，裝上一輛“大眾”牌汽車。匆忙回家道別後，奔赴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我將在那裡參加軍事顧問培訓班。帶著新婚的妻子開車駛過南方各州，比我幾年前跟兩名軍士一起旅行更加叫人揪心。我記得路過弗吉尼亞州伍德布里奇時，連加油站的廁所都不讓我們用。我只好在路邊停車，跟阿爾瑪一起到樹林裡去解手。
到了布拉格堡以後，我們找到了一個黑人租房代理人，想在附近的費耶特維爾租一處配有傢俱的住房，以便在我受訓期間讓阿爾瑪和我有一個安身之地。我們希望能找到黑人中產階級居住區，可是當地很難找到。我記得那個代理人把我們帶去的第一個地方，是幢破舊房屋，屋前長滿了野草，到處是生了鏽的罐頭盒、塑膠袋和別的垃圾。進去一看，地板上是破破爛爛的油地毯，傢俱也都是一些破爛貨。我們只好搖頭，去了第二個地方。情況也差不多。最後，租房代理人說他還有一個辦法：讓我們住在他家裡。我們的希望上升了。他把我們帶到一幢灰暗的房前。屋裡面更灰暗。一個大房間裡坐著幾位年老的房客，心不在焉地瞅著我們。租房代理人領我們進了裡面一間臥室，臥具要我們自備，廚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