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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浴室要和別的房客共用。我們失望之餘，只有向他道謝告辭。
我們面臨痛苦的現實。沒有辦法，我就只好把阿爾瑪送回伯明翰她父母家，一個人留在布拉格堡。這一分別會格外叫人難過，因為我受訓之後一走就是一年，而且阿爾瑪這時已經懷孕。
在布拉格堡的頭一天，碰見了我在德國蓋爾恩豪森時的老朋友喬·施瓦爾，他當時在“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任職。喬和他的妻子帕特邀請我們去他家吃晚飯。儘管我和阿爾瑪心情沮喪，但能讓阿爾瑪認識一下施瓦爾夫婦還是一件美事。
施瓦爾一家有3個孩子，都不到4歲，住在一座三居室的兩層小公寓樓裡，熱熱鬧鬧。晚餐時我和喬津津有味地談論米勒、“紅臉”巴雷特等老戰友的故事，阿爾瑪和帕特也談得來，他們的大孩子、二孩子在起居室裡玩小汽車玩具，老三站在扶圈椅子裡，以羨慕的目光瞅著他的兩個小哥哥。
談話自然轉到了我們眼下如何安頓。我解釋說只好把阿爾瑪送回伯明翰。“噢，不行！”帕特說。她不讓我們那麼辦，說我們可以跟他們住在一起。喬連聲表示贊成，說：“你們當然可以留下。”可是他們一家5口人，已經夠擠的了。阿爾瑪說：“謝謝你們的好意，可是我們不能添麻煩。”帕特堅持她的意見，說她自有安排，讓老大和老二騰出他們的臥室，搬到老三房間睡帆布床，讓阿爾瑪和我睡在老大和老二的小木床上。他們盛情挽留，阿爾瑪和我也不願過早分別，所以我們第二天就搬過來了。
施瓦爾夫婦的好心卻給他們帶來不痛快。周圍鄰居埋怨他們不該讓黑人住進白人的家庭甚至共用一個衛生間，衝著帕特講難聽的話。帕特來自費城南部，心腸很好但性格剛強，把鄰居的閒話都頂了回去。這雖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是當時我們這一對新婚夫妻在絕望之中得到施瓦爾夫婦的善心搭救，這是阿爾瑪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在布拉格堡非正規作戰中心的5周訓練期間，我研究了法國在越南的殖民史，研究了共產黨人的戰略戰術，還努力學了幾句越南話。我們回顧了美國捲入越南的經過，50年代，當法國人跟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人和民族主義者交戰8年而吃敗仗的時候，艾森豪威爾總統曾拒絕干預。越南分成南北兩半，北方在胡志明領導下；南方建立了一個親西方的政府，約定於1956年舉行選舉。南越總統吳庭豔取消了南方的選舉，在共產黨人的進攻之下，向肯尼迪總統求救，呼籲美國幫他抵抗“國際共產主義勢力”。肯尼迪決定美國支援吳庭豔政權，派去了反暴亂顧問，這些人在當時很出風頭。到1961年底，美國派去的顧問已達3205人。等我們這批人到達後，總人數將增加到11000多人。我們感到當時正是緊急關頭，特別是1962年爆發了古巴導彈危機。當時學校裡紛紛傳說，我們這批學員將立即調赴前線，到一個比越南近得多的地方跟共產黨人作戰。一天晚上我回家，發現施瓦爾已經走了，他所在的特種部隊緊急戰備，開往佛羅里達州的一箇中間站集結待命。那幾天，人們緊張得幾乎心臟停止跳動。後來，兩個超級大國從戰爭邊緣退了下來，我們也按期結束了顧問訓練班。
那一個秋季，施瓦爾和鮑威爾兩家喜事臨門：喬和我都提前幾個月晉升為上尉。
12月初訓練班結業，我為派駐越南而興奮，準備告別剛結婚4個月的妻子和她正在懷著的孩子。我曾奮力在西德守衛自由的邊疆。現在我要奔赴另一邊疆，在地球的另一面投入同一場鬥爭。在1962年，這一切曾顯得十分簡單明瞭。
聖誕節快到了，我們告別了施瓦爾一家，回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等我去越南後，阿爾瑪就留在孃家。這一城市位於“老南方”的心臟，對於黑人來說，它呈現出“老南方”所含有的種種威脅。亞拉巴馬州州長喬治·C·華萊士提出的“永遠隔離”成了白人的戰鬥口號。伯明翰變成了種族之戰的戰場。民權運動高漲，以靜坐和遊行示威的方式，把抗議的矛頭指向該市警察局長E·T·“公牛”·康納。康納則堅決要把黑人鎮壓下去，把煽動分子（包括黑人和白人）趕出去。儘管這時去那裡不是一個好時候，也不是一個好地方，但讓阿爾瑪留在那裡，我還是比較放心的。她的父母、姨媽姨父剛剛在伯明翰城郊一個安全的街區建了一幢新房，兩家合用。有一間空房留給阿爾瑪和將要出生的孩子。附近有一座天主教醫院。阿爾瑪產期住院很方便。萬一伯明翰的種族定時炸彈爆炸了，阿爾瑪的父親，那個強硬的約翰遜老先生，在家裡已貯存了不少槍支，都是他幾年來從帕克中學的學生手裡沒收下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