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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幾十例外傷截肢手術。這些傷員都是由敵方游擊隊和農民同情者，包括婦女甚至小孩埋設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
然而，上述這些都不能作為為1968年3月16日事件開脫的藉口。原來，我到越南前3個多月的一天，第十一旅的部隊開進南中國海海濱的山美村。威廉·卡利中尉率領一個排將數百名老人、婦女、兒童，甚至還有嬰兒從一個叫美萊的村莊驅趕進一道溝裡射殺了。後來調查發現，卡利及其部下共殺死347人。我在日誌裡看到的那128名“被擊斃”的敵人只是其中一部分。軍事法庭查出卡利犯有預謀殺人罪，判處他終身監禁。不過，在尼克松總統干預下，其刑期改為3年舒適的軟禁。E·梅迪納上尉也受到了審判，他因准許打死約100名越南人而被指控犯有謀殺罪和非預謀的殺人罪，但後來被無罪釋放。那位沉默寡言的調查員那天下午詢問我的事，將以美萊大屠殺之名留在人們記憶中。
在越南有很多事情都不對頭，美萊事件只不過是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例罷了。因為這場戰爭拖了很長時間，而且並非每個被任命為軍官的人都是當軍官的材料。同樣嚴重的是，職業軍士的人數因傷亡也在急劇減少，而這些人恰恰是任何一支軍隊的基礎力量，他們需要幾年的軍旅生活才能磨鍊成才。為了能不徵召後備役人員而打完這場戰爭，陸軍在培養速成軍士。我們稱此類人為“速考軍士”。找個二等兵，稍微訓練一下，考驗一兩次，然後就宣佈他是軍士了。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肩負的責任遠遠超出其年齡和經驗。有一些確實相當出色，令我佩服。然而，這麼多未訓練好的軍官與軍士加入部隊，導致了士氣、紀律和職業判斷力方面的崩潰，導致了像美萊那樣的恐怖行為，因為部隊對似乎永無休止、魯莽愚蠢的屠殺已經麻木不仁了。
我想起我們在戰場上用的一個詞“兵齡男子”。假如直升機發現一個穿黑色衣褲的農民，遠遠看上去有點兒可疑，那可能就是個“兵齡男子”。這時飛行員會作盤旋飛行並向他身前射擊。他要是一動，其動作即被認為是有敵意的證據。下一個點射便不再是向他身前，而是向他身上打了。殘忍嗎？也許是的。但是，W·普里查德中校，一位與我在蓋爾恩豪森一起服過役的能幹的營長，就在從直升機裡觀察兵齡男子時被敵人的狙擊火力射死的。而普里查德不過是許多人中的一個。作戰的性質決定了你不打死別人，別人就會打死你。這便模糊了正確與錯誤的概念。
我這次服役期1969年7月結束，單從一個職業軍人的角度看，可以說是成功的。作為少校，能在駐越美軍最大的師裡任作戰與計劃主任參謀，可謂一種殊榮。上級的鑑定對我評價很高，並授予我榮譽軍團勳章。另外，格蒂斯將軍為表揚我在直升機墜毀後營救過程中的表現還授予我軍人獎章。這就是我的越南經歷。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只想讓自己從這方面考慮問題，作為一名軍人聽從召喚，儘自己的最大努力，“甘心情願地躺進士兵的墓地”。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眼界的開闊，我大腦的另一部分開始比較深入地剖析在越南的經歷。1962年，我是踏著原則與信念的基石去的越南，後來卻眼看著這塊基石逐漸被含糊其辭、謊言和自欺欺人所侵蝕。我最初在蓋爾恩豪森發現的極為有害的把戲，在我第一次去越南時已出口到了越南，第二次去時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就拿“在敵對行動中陣亡”這樣的用語來說吧。它抹掉了較為熟悉的“在作戰行動中陣亡”一詞明白無誤的鋒芒，似乎是為了不驚動國內的親人，不讓他們知道在那些稻田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兩者之間的區別毫無意義，大概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官僚主義者們才能覺出箇中奧妙，那些在敵對行動中陣亡的可憐的人們是絕對感覺不到這毫微差異的。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期間，海軍陸戰隊均是以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的名義投入戰鬥的。在越南，他們被翻新成了海軍陸戰隊兩棲部隊。為什麼呢？“遠征”一詞容易使人聯想到被運到海外去打仗送死。但是，兩棲演習在北卡羅來納海灘上就可以舉行。我們除了欺騙自己之外，還能欺騙誰呢？多年以後，也就是在我當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之後，海軍陸戰隊司令A·M·格雷將軍拋棄了越南時代的糊塗說法，海軍陸戰隊又離開祖國進行軍事遠征了，格雷使海軍陸戰隊遠征部隊恢復了原有名稱。
越南時代的戰備情況與訓練報告一般都有浮誇，目的是為了取悅於人和掩蓋真相，而不是為了作出評估與糾正不足。就像沃伯根湖的孩子們一樣，每個人的成績都“超過平均水平”。當權者們似乎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