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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控制住詞彙的使用，就能改變事實。我們簡直是與現實世界脫節，而且對技術抱有幻想，認為敵人太原始，而我們是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因而這個仗沒什麼可打的。例如，麥克納馬拉的工廠裡曾有過“探人器”之類的驚世之作問世。這是一種能從飛機上探測出地面上尿跡的儀器（也是後來提供“橙劑”的人制造出來的）。倘若在敵人可能出沒的地域發現尿跡，我們的火炮便有了射擊目標。可是，無辜的農民或水牛若碰巧把尿撒錯了地方，那可就倒黴了。“探人器”只是麥克納馬拉防線中的一環。該防線由將南越各地連成一片的一系列電子感應器構成，每當敵軍踏上胡志明小道，它們會立即向我們報警。這個主意從一開始便胎死腹中了。
你也許會問，我不是獲得了榮譽軍團勳章嗎？假若在戰爭中不是不加區別地濫發獎章，它也許對我更為珍貴。然而在越南戰爭中卻不是這樣。記得有一次，我作為G…3到一個火力基地出席某營的指揮官交接儀式。離任的營長被授予3枚銀星獎章——國家發給作戰英勇者的第三級最高榮譽獎章，外加一大把其他獎章，而他在那裡只幹了6個月。他表現得精明強幹，有時也稱得上英勇，受到部下愛戴。然而，士兵們得站在那兒，傾聽對相當普通的表現作言過其實的誇張。這麼多獎勵堆在一起，連寫嘉獎令都成了一門小小的藝術。離任營長的“包裝”包括：一枚銀星獎章、一枚榮譽軍團勳章和數枚僅因積累了直升機飛行時間而獲得的空軍獎章。這些幾乎成了標準的發放物資。因為別人用此包裝自己，你也就接受同樣的包裝。如此不加區別地濫發獎章，使得那些真正英勇非凡的英雄——無論是列兵還是上校——作出的業績也為之聲名貶值。我記得，在頒發3枚銀星獎章那天，我看過士兵們的表情。當時我心中思忖，這真是愚蠢透頂。我們竟把這些年輕士兵拉到這裡來觀看這些愚蠢表演。我們在給他們傳授些什麼呢？那套廢話管用嗎？一味追求名利的有害做法已腐蝕了軍隊，而我是其中之一員。
類似美萊那種醜惡的事件之所以發生，部分原因在於美軍熱衷於另一種虛構的神話，即越南戰爭中創造出來的令人厭惡的衡量標準——“數屍體”。實際上，在真相大白之前，第十一步兵旅曾因在美萊擊斃128名“敵人”榮獲了特別嘉獎。迫於五角大樓要其證明國家在人員和財力方面的投資沒有白費這一壓力，陸軍極為需要找到某種可以計量的東西。在本週的情況報告裡，我們可宣稱贏得了什麼軍事目標呢？一座山頭？一條山谷？一個村莊？這種可能性極小。結果，屍體就成了衡量標準。其實，屍體數也靠不住。新聞界可準確獲知我方的死亡人數，他們只要數數運出去多少具棺材就一清二楚了。20具棺材，那就是20個人在最近一次交火中陣亡。我們以什麼來證明敵人死了多少？要查明這一點絕非易事。越共和北越軍都不用棺材，他們很擅長於脫離接觸並帶走死者。我們本可以用繳獲的武器作為衡量標準，但你得把武器拿出來，這樣記者們就會數。敵人的屍體是不必帶回來的。每天晚上連隊都登記。“你們排打死多少？”“我不知道，我肯定看到的有2個。”“好吧，你要看見2個，那可能就有8個，那我們就算是10個吧。”數屍體由此成了死亡人數統計競賽。連與連比，營與營比，旅與旅也比。好的指揮官報上來的屍體數高，他們因之得以晉升。假如你的競爭對手誇大屍體數字，你能不誇大嗎？
敵人的確是在遭受慘重傷亡，但這不起什麼作用。正如一位軍事分析家所說，用造成對方傷亡的經濟成本除以對方的傷亡數，然後再乘以承受傷亡的政治代價。只要敵人願意付出那種代價，屍體數就一文不值。我們的敵人顯然準備付出代價，而且不講什麼體育道德，拒絕按我們的計分方法進行比賽。我們總想與北越軍決一死戰，來一次越南的滑鐵盧、硫黃島、仁川，但他們拒不合作。無論我們的打擊有多重，北越軍部隊總會隱沒進山嶽地帶的庇護所內，或進入寮國，重新武裝，重新組建，然後又出來打。我們也有庇護區，從南中國海一直延伸到美國。兩支軍隊在越南的山區與濱海平原之間交手，相互廝殺。每週五晚上，我們將本週的屍體數加在一起，隨後便上床睡覺。第二天，一切再從頭開始。
我第一次在越南服役將近結束時，曾估計得要50萬部隊才能取勝。6年後，我第二次到越南時，我方投入兵力已高達54。34萬人，但仍然不夠。考慮到地形、北越軍和越共的作戰樣式，以及他們願意承受的傷亡，美國投入多少力量都防不勝防。
記得我當副營長時，有個士兵踩上地雷，一條腿被炸斷了，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