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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完情報判斷課正向外走時，突然碰到我的指導教師。“你知道你的成績怎麼樣嗎？”他問我。
“到現在為止，全是1分。”我說。
“喲，你都接近全班最高分了。”他指出，如果我能在終考中名列前茅，我就很可能作為優等生畢業。
大約一週後，我走進一間正面牆上掛著巨幅歐洲地圖的教室。課程終考不是多項選擇形式。它要求對幾個假設的戰術問題做出論述性回答。回答無所謂正確與錯誤，我們的決心只憑教官評定的恰當與否。在最後一個問題中，要求我們必須對坦克部隊襲擊我師側翼作出反應。我感到進退兩難的是，我是應該盡力揣摸出題者的用意並按其作答呢，還是應該按照我的真實想法回答。我選擇了後者。我讓我的師繼續保持戰術防禦狀態。待我更好地掌握了敵人的實力、部署和企圖後再行反擊。我的理由是，正確的決心是建立在對情況的充分了解之上的。從跳板上頭朝下跳水之前，要先檢查一下水池，看看水的情況如何。
我本該明白不能這樣回答。在最後一天的最後一次考試中，利文沃思雄心勃勃的教師們顯然想讓你進攻！進攻！再進攻！我得了我唯一的一個2分，當然這仍不失為不錯的分數。畢業時，我在我們班的步兵學員中位居第一，但排在一名炮兵學員，即才華出眾的少校D·惠倫之後。惠倫後來官升至准將。
要是當上第一名當然會讓人高興，可是我仍然認為，我的回答並不比教官想要的回答差。這揭示了我在未掌握足夠的情報之前謹慎從事的天性。一旦掌握情況，我會大膽地甚至是憑直覺就採取行動。那天在利文沃思，我只是個學員，回答的是假想的問題；即便有傷亡也是在紙上。我的建議和決心會真正造成傷亡的時刻總會到來的。就算到了那天，我也不會改變我的處理方式。依我看，這種處理方式可簡單地歸納為：一停，二看，三聽，而後再用所需的全部兵力快速而猛烈地實施打擊。
利文沃思實際上將我帶進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其他國家也將軍官隊伍中的佼佼者送到美國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來學習。我們與他們同學習、同吃飯、同娛樂。這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認識將來可能（後來確曾如此）與之共同策劃聯合軍事行動的人。我在利文沃思的好朋友之一是比利時的陸軍少校約瑟夫·沙利耶。我第二次見到他時，他已經成了比利時武裝部隊的參謀長。我們在北約組織內還一起共過事。老同學關係網就這樣誕生了。
市民們紛紛接納了這些外國軍官，他們遠離家鄉，有些還離開妻小。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堪薩斯人邀請他們去野餐、參加感恩節和聖誕節晚宴、生日紀念及洗禮儀式。多年以後，正值我擔任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時，我們在巴基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齊亞·哈克訪問期間遇到過一次小小的危機。當問及他想邀請哪些客人到白宮參加為他舉行的國宴時，齊亞說他想讓埃德和多麗也參加。埃德和多麗是誰？原來齊亞當年還是個少校時，曾在利文沃思上過學。郵遞員埃德和他的妻子多麗幾乎把他當作自家人。齊亞心中對他的朋友仍充滿著溫暖的記憶。因此，不免有些吃驚的埃德和多麗就這樣被飛機送到華盛頓出席了宴會。
阿爾瑪是作為公理派教友接受的洗禮，我們住在利文沃思期間，她成了新教聖公會教徒。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們在精神上也想作為一個家庭一起成長。阿爾瑪的堅信禮和利文沃思的所有其他事情一樣，舉行時也有歷史作背景襯托。小紀念堂是紀念1876年6月25日在小盤羊陣亡的第七騎兵連計程車兵的。在阿爾瑪施堅信禮過程中，我仔細觀賞了紀念堂牆上的飾板。緊靠前門旁邊的石板上刻有G·A·卡斯特中校，他弟弟T·W·卡斯特上尉及其他在那災難性的一天裡遇難軍官的名字。其他飾板的歷史意義雖沒那麼大，但也相當感人：“第六騎兵團……少尉J·A·魯克……奮力搶救另一名軍官的生命……溺水身亡。”在利文沃思流傳著一個笑話，講的是一個小男孩和他的母親在紀念堂的事。小孩問媽媽，飾板上為什麼刻著那麼多的人名字。他母親解釋說：“他們在服兵役時犧牲了，”小孩接著問道：“是8點半做禮拜時死的還是11點做禮拜時死的？”①
我們過的舒適生活即將結束。我去越南的命令已到。那天我下課後回家時，看到當時已5歲的邁克騎著三輪腳踏車用兩個輪歪著車身在做轉彎動作。琳達在跟好朋友卡特的一對雙胞胎玩。我喊叫著孩子們，飛快地把他們抱起來。這次分別將會比上次難得多。另外，戰爭已不再是我1962年渴望去經歷的那種冒險了。如今我既是丈夫，又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