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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碼，我的序號列在其中。這次不是提前晉升，不過，我幹得還是不錯的，比同批的人要早幾年。我設法和華盛頓軍區一名上尉取得了聯絡，問他如何辦理正式晉升手續。他說：“長官，我怎麼會知道。”
我想總該搞點儀式慶祝一下。於是，我把孩子們都召集到德索托14605號家庭娛樂室裡解決了這個問題。阿爾瑪出去了，我在家看孩子。我坐在地板上一堆亂七八糟的玩具中，當時已7歲的邁克爾·鮑威爾把一副標誌中校的銀色橡葉形銜徽釘在我的運動衫上。證人有5歲的琳達，還有我們家的最新成員安妮瑪麗·鮑威爾。她從嬰兒坐椅上以最漠不關心的態度注視著這一幕。
安妮瑪麗是兩個月前於5月20日出生的。阿爾瑪抱著襁褓中的她從醫院回家那天的情景仍歷歷在目。我用在越南一家軍人服務社花10美元買的電影攝影機為子孫後代記錄下了這一時刻。阿爾瑪走下車時，邁克激動而好奇地衝上前去，琳達漫不經心地掃了這位最新的公主一眼，腳跟一旋就走了。姐妹關係處於這種狀況是很普遍的，以後的20年間，她們倆的關係一直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安妮瑪麗美麗絕倫，研究生院自由支配的時間又多，因而我喜歡抱著她在德索托玩耍，專等鄰居們出來讚美她。到這時，我們已有了3個健康漂亮的孩子，於是決定不再給世界人口加重負擔了。
那年秋季，我返校去上學。一個職業軍人呆在處於反戰運動頂峰的校園裡，從大學生同學會宿舍樓旁走過時，心裡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宿舍窗戶上掛著塗寫有和平標誌和反戰口號的被單，臨時演講臺上的演說者譴責著我曾打過的戰爭。每當我穿著絲光黃斜紋寬鬆長褲和運動衫到處走動時，覺得自己就像個化裝潛入敵營的密探。不過，在這些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者中，參加焚燒旗子活動的修讀銷售管理和工商會計課的學生為數寥寥，因此我與反戰抗議者幾乎沒發生過摩擦。我的同班同學像我一樣，更為關心的是好好溫習功課，應付下次考試及完成碩士論文，而不是政治。他們是後來的雅皮士，儘管當時尚未出現這個叫法。
在我讀研究生的最後一學期，華盛頓沸騰了。4月24日，20多萬反戰者擁上國會山，給國會施加壓力，要求從越南撤軍。從喬治·華盛頓大學到國會山，一路上都聞得到催淚彈的氣味。在國會山，我看到“反戰的越戰老兵”有數百人，他們把綬帶和獎章奮力朝國會大廈擲去。我理解他們的辛酸。自從我離開越南之後，又有5000多名美國人死於那場混亂的衝突。但是，我永遠不能同意示威者的做法。我依然相信，在美國，獎章應該是驕傲的源泉，而不應當是恥辱的根源；軍裝應該受到尊重，而不是侮辱；武裝部隊是國家榮耀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其排斥的異體。
那年5月，我沒有自找麻煩去參加畢業典禮。考慮到校園裡的反戰情緒及我是個已婚且有3個孩子的男人，我覺得沒有必要參加什麼典禮、儀式，或者是抗議。我去教務長辦公室領取了學位證書。在讀研究生的兩年裡，除了計算機邏輯一門課得了一個B外，我其他各門功課都是A。我的導師韋夫賽博士鼓勵我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陸軍也許很有可能批准，但是我自己對自己心中有數。我是個好學生，但算不上什麼學者，當兵比當學生更合適。我渴望回陸軍部隊去。
白宮、國會、聯邦政府各部門、法院、記者和院外活動成員等構成了一個連鎖權力網，人稱“環內”，五角大樓也是該網路中的一環。1971年7月，我帶著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證書來到五角大樓，被分派到陸軍助理副參謀長辦公室工作。陸軍助理副參謀長威廉·E·德普伊中將雖個頭矮小，卻是個很有影響力的人物，號稱越南出來的最厲害的將軍之一，以毫不留情地解僱人出名。一次，他解釋自己為何如此厲害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眼看著無能的指揮官使多少年輕的美國人送了命。”他往往對新來的人說：“按照你的標準，你也許算是能幹的，但是按照我的標準，你還不行。我會辭掉你。在別處你也許幹得不錯，在我手下不行。”
當時，為了使戰爭越南化，尼克松總統已開始撤回美國部隊。撤軍過程中，有一份秘密檔案開始影響軍方的思想。那是賓夕法尼亞州卡萊爾陸軍軍事學院搞的一項調查。調查物件為450名中校軍官，他們幾乎都在越南服過役。調查結果猶如一個炸藥包。答卷人猛烈抨擊陸軍不能直接面對自己的失敗。遭抨擊最厲害的是高階領導層的誠實問題。被調查的軍官譴責了虛假的戰備情況報告、不擇手段地追求名利、提升老同學、頒獎過濫、虛報屍體數等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