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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欺欺人裝潢門面的東西。上級令他們失望，他們直言陳述。正如那份報告所說：“大家普遍感到，陸軍造成了這樣一種環境，只要有點成績，哪怕是無足輕重的短期表現，都會受到獎勵，而長期的道德品質的培養卻被置之腦後或受不到鼓勵……”
該報告的撰寫者們沒有試圖從陸軍之外尋找替罪羊，他們指出：“沒有證據表明，財政、政治、社會或管理方面的外在影響是釀成這種不良氛圍的主要因素。而公眾對越戰的反應，陸軍的迅速擴編，或是當前的種種反軍表現，也不是陸軍偏離職業行為標準的主要原因。”陸軍的混亂局面是它自己造成的，報告對最終應負責任者亦直言不諱，“因此，變革必須始於陸軍最高層。”
卡萊爾調查洩露出去後引起了一場爭吵。不過，它並未被漠然處之。有些將軍，如W·斯威特摩蘭、G·福賽思、B·羅傑斯、C·艾布拉姆斯、W·“荷蘭人”·克爾溫，還有B·帕爾默等都行動起來了。我的新上司，德普伊將軍，站在這些改革者的最前列。他既不滿意我們的作戰原則和體制，又不滿意領導，也不滿意越南失敗後陸軍的道德風氣。他鄙視腐蝕軍隊的一味追求名利的把戲。這位三星將軍賦予自己的任務是改革或者至少可以說是重新思考整個陸軍的作用和結構。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在自己周圍聚集了一批他能找到的頭腦最敏銳的中校，並讓他們成了他所信賴的私人智囊團。
因為陸軍送我去研究生院主要學的技術是搞計算機系統，我以為肯定會讓我在助理副參謀長辦公室搞那項工作。然而，生活往往會突然遇到轉機。剛到五角大樓報到時，資訊管理局准將局長與我談的話。他讓我等了半小時，接著就不停地叫我“福勒”，我客氣地糾正了之後他依然如故。他和我談的全是華盛頓的房地產生意，以及如何從中賺錢。我只有聽從命運安排了。鑑於是陸軍出錢供我受的教育，我只好違心地在這裡幹了。
後來，一位令人欽佩的軍官救了我。他就是計劃與規劃分析局局長赫伯特·麥克里斯托爾少將。該局屬於德普伊的精銳部隊之一部分。我被叫到3樓第六走廊的“陸軍區”，去見麥克里斯托爾的副手F·G·“大鵝”格斯林上校。格斯林對我說，他認真閱讀過我的檔案，認為我不應該去繪製計算機流程圖，而應該上這兒來幫助德普伊將軍設計明天的陸軍。我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為自命不凡、不替他人著想、得過且過的人工作，另一個是為一個有遠見的人工作。於是，我直接從格斯林的辦公室來到步兵人事處，懇求他們把我從前者的控制下解救出來，並交到後者的手中。步兵人事處同意了。就這樣，陸軍放棄了一個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二流的計算機程式編制專家，而我卻在自己職業生涯的關鍵時刻結識了陸軍出類拔萃的一代人。
我被安排在一個小隔間辦公。過了一段時間，我即開始為德普伊將軍本人工作。事情往往都是這樣，德普伊實際上並不像所傳的那麼厲害可怕，只不過是不能容忍馬馬虎虎或二流貨色，只要你交給他的不是這種東西，他對待部下是很好的。他認為我具有交際能力，於是就把為他起草講話稿的工作交給了我。
1972年初的一天，我應邀去將軍辦公室出席一個機密會議。他坐在一張長會議桌的一端，身旁只有少數的幾位軍官，其中有麥克里斯托爾，我的頂頭上司錢德勒，還有隔壁辦公室一位頭腦敏銳的A·“時髦”史密斯。門關上之後，大家屏氣斂聲，氣氛頓時神秘起來。德普伊很快就切入正題說，陸軍正在加緊從越南撤軍。戰爭的失敗使國家對軍隊很失望，國會正在緊縮軍費開支。我們必須正視現實，而且還要做最壞的打算。他在作了一些冷靜的分析之後說：“鮑威爾，你帶上幾個聰明人，關在一間房子裡設想一下不可想象的情況，我想要你們計算一下如何構建一支50萬人的陸軍。”
我們全都驚異萬分。考慮到越南戰爭高峰期美軍投入了54。3萬部隊，考慮到美陸軍現有員額達160萬人，再考慮到自從1940年以來陸軍從來沒有少於50萬人，這種裁減似乎太過分了。有人問，這是否是將軍預計會出現的兵員數？他說不是，但這是為以防萬一必須做好戰備的部隊。請大家務必保密，今天說的話一個字也不許洩露出這個房間。
我回到我的角落，主要是和史密斯一起幹。我們設計了一支絕對是最低限度的部隊，我們稱之為“基礎陸軍”。我們的工作最終不可避免地透露給了高階軍官們。五角大樓甚為恐慌，假如國家真的相信它憑藉50萬人的陸軍就能支撐下去怎麼辦？軍隊的日子會很不好過的。因此，“基礎陸軍”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