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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已在按德普伊的哲學行事了。五角大樓的同僚沒人知道我在伍德布里奇的聖瑪格麗特新教聖公會擔任高階教區委員，也沒人知道我在那裡教主日（星期日）學校的五年級。我們在谷城定居不久，就開始參與這些活動。有一天，我和阿爾瑪開車到住地周圍看看。突然，我們發現一座小山上有個簡易的聖公會教堂，名叫聖瑪格麗特，和我小時候在布朗克斯區的教堂同名，我們就成了聖瑪格麗特的教友。我從初級教區委員一直升到了高階教區委員，阿爾瑪則當上了聖壇聯合會主席，邁克爾和琳達做了教士的助手。我們和父親盧瑟與母親艾麗爾一樣，幫助組織教堂義賣、薄烤餅晚餐及開設廉價舊貨店。在我們教堂籌建資金運動中，作為向每個成員募集的領頭人，我向全體會員募捐，成了教會的理財人。
我還一度想把教堂賣掉。我們的牧師羅德尼·L·考爾金斯大師是一位很得人心的本堂牧師，他的教徒人數增長很快，聖瑪格麗特教堂擁擠得幾乎快裂開了。這所教堂坐落在郊區房地產黃金地段，佔地12英畝。有個房地產投資開發商想把它買去建個購物中心。他出價很高。我和考爾金斯神父都明白，有了這筆錢，我們可以在附近建一座更大更好的教堂，以容納不斷增長的教徒。教區代表也同意出售，堂區居民也投票贊成，主教也批准了。開發商忙不迭地把錢送了過來。但是，正如我對1928年那本老祈禱書愛不釋手一樣，我們有些教徒對老教堂亦不忍割捨。況且“老”這個字眼在新興的郊區只是相對而言。聖瑪格麗特是座“金”字形的建築，10年前才剛剛建成。有位年長的堂區居民擁有一小塊土地的所有權。沒有這塊地，我們就不能將教堂所佔的這塊地與1號公路相接，使其產生商業價值。於是，那些老居民就去找她，說服她不要賣那塊地，以此制伏了少壯派激進分子。反對派最後贏得勝利的論點是，他們決不跟隨聖瑪格麗特遷往新地。他們要轉到弗農山附近的波希克去，那裡號稱有一座可以追溯到G·華盛頓時代的聖公會教堂。傳統主義者贏得了勝利，鮑威爾和牧師沒有賣成教堂。聖瑪格麗特如今仍坐落在原地，興旺依舊。
有一年夏天，教區代表們決定到里士滿附近的一個會議中心去靜修。安安靜靜地斂心默禱和體驗生活的真義，這種奢侈對我來說很新鮮，我很樂意這樣做，其他人亦然。不料我們的內省結束得比預想的要快。第二天晚上，有一位教友問：“誰帶撲克牌來了？”聖瑪格麗特俱樂部就這樣應運而生了。起初是每週兩次，玩幾美分的，後來竟發展到一夜輸贏10美元的程度。撲克俱樂部令考爾金斯神父深為不安，以此引發了一場神學辯論。玩牌是不是教區代表的正當娛樂？更重要的是，參加教會活動時是否應該禁止賭錢？最後，我們決定尊重政教分離，總算沒有釀成分裂。
這個時期，我開的是一輛鏽跡斑斑的白色1963年產“雪佛蘭”牌貝爾艾爾車。這輛車是花88美元從阿爾瑪的舅舅史密斯手裡買的。阿爾瑪極不樂意被人看到坐在這輛破車裡。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早早起床趕到人民雜貨店，買了一罐油漆房子的乳膠漆。大家還沒起床，我就把活幹完了。我把阿爾瑪喚起來，帶她出去看。她一陣激動。汽車看上去煥然一新。你得走到6英尺之內，才能看出有刷痕。
此後不久，撲克俱樂部要志願油漆一下考爾金斯神父的住所。那天的天氣又悶又熱。我們帶了啤酒，好緩解一下喉嚨的乾渴。我正在房子後面刷漆時，突然覺得屋前靜得可疑。走過去一看，和我一起來的教區代表們竟然正往我的白汽車上塗紅漆呢！我抓住他們時，他們已經漆完一扇半門了。我無所謂地繼續開著這輛新塗漆的雙色汽車，可是阿爾瑪怎麼也不幹。沒辦法，只好又給“雪佛蘭”塗了一層人民雜貨店的白色乳膠漆。
在我們生活中的這一時期，我們沒有依靠軍隊，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支撐著一個家。我們沒有送孩子上營區內的學校，而是上了公立學校；我們在民用商店，而不是在軍人服務社購物；我們住在自己的房子裡，而不是軍隊住宅內。在我們生活的中心，矗立著我們的教會。我踏著我父親的足跡，負責清點募集的錢，然後把錢存進銀行；阿爾瑪則繼承了她母親和我母親的衣缽，參加捐獻物義賣和聖壇聯合會的活動。看著邁克和琳達參加彌撒，我彷彿看到了自己身穿法衣，在凱利大街的聖壇前揮著香爐。這傳統已傳到了下一代，像一條永無止息的溪流，從一個聖瑪格麗特到另一個聖瑪格麗特。
一天，我正在五角大樓的走廊裡閒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