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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透過啟發軍人的榮譽我能夠打動這些人。是否他們有真正的榮譽感這無關緊要，只要他們認為他們有就行。“你們必須決定走哪條路才不致損害名譽，”我說，同時用目光掃視了一下會議桌四周。哪國的軍事法典要求無謂地犧牲？讓我告訴你們真正的榮譽是什麼。這就是有勇氣放棄權力而不致造成無意義的死亡。塞德拉斯和其他人聽得很認真，但未做任何讓步。
參議員納恩從他的角度談了兩點。“你們應當知道，”他說，“美國國會將支援美國總統的決定。納恩指出，民主不僅意味著用民選總統代替軍人集團。它還意味著國會能正常工作。”
我不清楚卡特擺的條件、納恩的論點和我的心理戰策略是否產生了作用。會談結束了，仍然沒有結果，但是塞德拉斯邀請我們星期日早晨到他家裡去，我們將在那裡與他的妻子會面。
我們離開時，海地武裝部隊負責人事工作的一個叫多雷利恩的上校伸出手來準備與吉米·卡特握手，可是突然又把手縮了回去。“你最近與阿里斯蒂德握過手沒有？”他問道。
“沒有，”卡特說，“你問這做什麼？”
“我怕他的魂還附在你身上，”多雷利恩說，“我可不想讓它沾上。”
我們離開時已近夜裡2點。離入侵時間只有22個小時
了。
星期日清晨，我們來到塞德拉斯家，這是一座坐落在植物茂密的熱帶花園中的地中海式別墅。塞德拉斯的妻子雅妮克·普羅斯珀·塞德拉斯原來是一個國色天香的女人，一頭烏黑油亮的頭髮，淡咖啡色的面板。她對我們說，她的父親是一位將軍，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將軍，對她來說榮譽高於一切。她訴說了昨天晚上她和丈夫如何帶著3個孩子一塊上床，告訴孩子們這可能是他們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夜。他們必須準備著為了榮譽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她說，“我們寧可叫美國的子彈射穿我們的胸膛，而不願成為賣國賊讓海地的子彈從背後打來。”
我回答說：“我的妻子會完全理解你作為一名將軍夫人矢志不渝的忠誠。但是我告訴你，大局已定而白白地送死是無榮譽可談的。你與你的丈夫應當接受不可避免的結局，使海地免遭進一步的苦難。讓我們談論生而不是死吧。”卡特和納恩也反覆講這個道理。她仍不置可否。
她丈夫提醒我們，該是見海地總統埃米爾·若納桑（美國未予承認）的時候了。在我們離開的時候，塞德拉斯夫人說：“我丈夫會擇善而從之。不論他怎樣做，我都會支援他。”
我們至少使她有了鬆動，從對立轉向中立。
在總統府我們會見了若納桑。這是一位81歲的老人，慈祥而莊嚴。他講一口流利的法語，邊說話邊用他那長瘦而優美的雙手打著手勢。然後又回到軍事司令部再次努力說服塞德拉斯接受卡特的條件。現在是上午9點，距離入侵時間只剩下15個小時。而我們還面臨著另一個時間限制。我們與克林頓總統保持著經常不斷的聯絡，他告訴我們必須在中午12點以前離開海地，只剩下3個小時了。我們要求白宮多給些時間。
在軍事司令部裡，塞德拉斯提出一個根本不能接受的反建議。他希望就允許多少美國士兵、坦克和大炮登陸的問題進行談判。我們告訴他，這個問題絕不允許談判。現在是需要和盤托出的時刻了。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對他說：“現在讓我向你說清你面對的是些什麼。”我開始扳著手指向他講：兩艘航空母艦，兩個半步兵師，2萬名士兵，大量的武裝直升機、坦克和大炮。我不停地說著，看到面前這些海地人的情緒在我敘述的兵力的威壓下漸漸低落。
“我們過去是這個半球最弱的國家，”塞德拉斯苦笑著說，“你們登陸後我們就成了最強的國家了。”
下午4點整，比安比慌慌張張地衝進來。“入侵就要開始了！”他喊叫著說。他剛與在布拉格堡的一個提供訊息者通了電話，美國的傘兵已做好準備，在下午5點登上飛機。對一個窮國來說，情報工作真算做得不錯，我想。
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陷入了僵局。克林頓總統指示我們，卡特提出的大赦不能是無條件的。不論海地國會是否准予大赦，軍人集團必須在10月15日前下臺。“我們不能接受。”塞德拉斯說。“這是我國文職當局決定的問題。”我們想起若納桑不完全是個傀儡，於是建議他與若納桑研究這個問題。塞德拉斯表示同意。我們迅速穿過人群，坐上停在外邊的汽車前往總統府。我坐在塞德拉斯的汽車裡。手榴彈在車廂的地板上滾來滾去，後座上一個海地士兵手裡緊握著衝鋒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