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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登上總統府的臺階到了若納桑的辦公室，這位年邁的領導人正與他的負責外交、國防和宣傳的三位部長等在那裡。當吉米·卡特講停止入侵的條件時，我知道了克林頓要我打電話給他。我在臨近辦公室找到一部電話機，設法直接撥通白宮。“總統先生，我說，我認為這裡有些進展，只是還需要些時間。”克林頓頗為不安。他不打算改變入侵時間表，他說，但我們可以再多談一會兒。
當我回到若納桑的辦公室裡時，他的國防部長正怒氣衝衝地說：“這些條件太苛刻了，令人無法容忍。我第一個辭職。”
“那就辭吧！”若納桑平靜地說。
情報部長接著開了腔，他指責說，美方的建議是“不光彩的”，也揚言要辭職。若納桑向他做了一個免除他職務的手勢。“我們的部長已經太多了，”他說，“我要在這項建議上簽字。我不願讓我的人民進一步遭受苦難。我選擇和平。”
塞德拉斯和其他人服從若納桑的決定。我利用這個機會對塞德拉斯說：“我希望你做出鐵的保證：我國部隊登陸時不會受到襲擊。請記住：我們可以取消入侵，也可以同樣容易地恢復入侵。”
“我服從我國總統的命令。”他說，眼睛轉向若納桑。
“我們向你們保證。”這位老人點了點頭說。
檔案寫成英文和法文兩種文字，卡特和若納桑兩個人在上面簽了字。強攻海地的計劃在離發動進攻前6個小時被取消了。
第二天，在第十八空降軍軍長休·謝爾頓中將的率領下，在海地人民的歡呼聲中，美國軍隊和平地在海地登陸。3周之後，塞德拉斯和他的親密朋友離開了這個國家。10月15日，阿里斯蒂德總統歡欣鼓舞地重返太子港。
我們達成的協議受到不少指責。指責者認為那些“惡棍”脫身得太容易了。我也遭到攻擊：那些人根本無榮譽感可言，我卻偏偏企圖利用他們的榮譽感。我對這些批評並不在意。一旦謝爾頓將軍和他的部隊踏上海地的土地，這個地方就橫豎由我們管理。如何處置軍人集團是無關緊要的事。由於我們的努力，本來可能在戰火中送命的美國青年，當然還有可能更多的是海地青年，現在還活著。對我來說，有這種勝利就足以自慰了。
真正的功勞應歸於三位總統：比爾·克林頓、吉米·卡特和埃米爾·若納桑。克林頓敢於承擔政治風險，在最後時刻採取冒險行動，避免了強行入侵；卡特在尋找和平解決危機的方案方面有創造性和堅強的意志；若納桑則非常睿智，為他勢單力薄的將軍停止戰鬥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臺階。不過，海地人是否將在尋求民主的道路上獲得勝利，只有時間能做出回答。
我退休後還遇到一件有關外交事務的事。那是1994年12月17日，星期六。近午夜時分，我正在書房讀書，突然電話鈴響了。我猜出是誰打來的。那天下午，弗農·喬丹令人意想不到地來我家坐了一會，對我說，克林頓總統想跟我談談關於要我回政府任職的問題。當時華盛頓正盛傳沃倫·克里斯托弗想要辭去國務卿之職。克里斯托弗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受到猛烈的批評，因為在他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的美國外交政策似乎漫無目標，缺乏連貫性和一致性。喬丹向我證實克里斯托弗確實想辭職。總統想向我談的任職就是任國務卿問題。我問弗農他能否把這個召喚給回掉。他笑了笑說：“無能為力。”
那天晚上我拿起聽筒後，白宮接線員要我稍候，是總統的電話。當總統拿起電話時，我開玩笑說：“我希望你不是要我跟著卡特去執行另一項任務。”這位前總統又要去搞私人外交，這次是去波斯尼亞。克林頓笑出聲來，說不是，然後說他希望我第二天上午到他那兒聊一聊。
我上午8點到了白宮外交人員入口處，同忙了一整夜的特工處人員交談了幾句。頭一天有人向白宮盲目射擊，我到達時，特工人員仍在白宮內尋找彈頭。
我走進總統寓所，總統出來迎接我，把我領進他的書房。我們坐下來談了一會兒，主要是關於波斯尼亞和海地問題。然後他告訴我沃倫·克里斯托弗想辭職，問我對這個職位是否感興趣。
自從弗農·喬丹到我家去過之後，我一直認真地考慮這一問題。我對總統說，承蒙總統垂問，我感到非常榮幸，但我不得不謝絕。“我離開政府只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我說。我有一些繁重的工作要做，特別是為我的出版商完成我的自傳。除此之外，我補充說：“阿爾瑪和我打內心裡希望能把脫離公共生活的時間拖長一些。”我們好不容易才得以重溫清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