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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襲擊而有嚴重中斷之虞。
總統宣讀的國際形勢講話在隨後幾個月內就由國會批准了，其行動比言詞更有說服力，因為有個別的國會議員也許並不相信局勢象總統所說的那樣嚴重。就中立法而論，儘管對總統的願望還有背離，他們仍投票透過了這些法規以及後來的軍事預算，並不明顯地表現出躊躇或反對總統的論點，即如有必要，當使用美國武裝力量保衛包括整個西半球在內的地區，而不只是英國國土那一部分。關於這件事，即保衛圈的外緣界線應劃在哪裡的問題，國會同總統及其專家顧問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內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羅斯福總統於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給它以個人保證，在美國也並沒有引起什麼風波。加拿人雖不是泛美組織的成員國，可是對它卻是熱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個共和國，但美國仍然認為它是一個完全自治的國家；並認為這個國家在制度、語言、血統方面以及確確實實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國家同美國更接近。而況門羅主義所規定的條款已使美國系擔了義務，即美國將以武力反對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變，除非加拿大從自治領地位正式改變為法律上的獨立。華盛頓所說的意見分歧，不是指美國的防區經陸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內，而是指防區的限度：為了要適應上文總統所講的外交與戰爭的新情況，防區應向西推進到太平洋的哪一線，向東又應推進到大西洋的哪一線。
置身於遙隔重洋的糾紛之外，這是美國對歐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過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決不會象發生東亞問題時的那種積極程度。當代美國公民的祖先來自舊世界的歐洲海岸而不是亞洲海岸，他們希望把政治上的煩惱拋在腦後。自從把“圓形的世界”改成為“環球航行”這個實用術語以來，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這並不對美國人的想象力有足夠的影響，使他們認清這一事實，即東亞和歐洲只是同一充滿危險的大陸的兩個相對邊緣的不同名稱罷了。因此，美國接連好幾次到太平洋對面去幾乎都是自找麻煩，而這些麻煩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對面所急於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軍上將佩裡去叩日本的大門，把它從兩個半世紀之久的沉睡中喚醒過來；1898年，它輕易地把菲律賓群島從日本鼻子底下奪到手。那是一場戰爭的附帶結果，是根據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原則而打這一仗的，為的是要完全消滅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統治。
菲律賓定於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獨立。美國於1939年就在向此目標穩步的進，而菲律賓人卻開始猶豫起來。在殖民國家和它的臣民之間出現這種反常現象是應有的。因為在菲律賓人方面，由於遲遲才認識到，名義上獨立的歡樂，可能會在事實上給他們帶來比過去在美國手裡或西班牙手裡所經歷的更要嚴峻得多的經濟困難和政治屈從。在美國方面，看來其動機倒不是出於一旦同日本交戰，美國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去防守這一塊遙遠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時把它拋棄。主要動機卻是一種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帝國主義者”就是怙惡不悛的歐洲人。這種理想主義使美國人對擔當“帝國主義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動機是精明善算的美國種植甘蔗和其他菲律賓產品的人，決心要把菲律賓從舒適的美國關稅壁壘內部推到荒涼的外部世界去。
美國在太平洋究竟應當承擔怎樣的防衛義務仍然是一個問題；關於這一點，早在1939年，美國海軍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與決心。此項政策與決心本來是可以作為對日本海軍的一個預先警告，即它們的美國對手在整個太平洋的廣闊海面上有著龐大的海上作戰計劃，這在後來1941…1945年的戰爭中付諸實施並勝利地成功了。在美國的糖業界急於要把菲律賓甘蔗種植園摒之於美國關稅壁壘之外的同時，美國也同樣急於要確保自己在戰時能象在和平時期一樣從菲律賓獲得馬尼拉麻，並從荷屬東印度和英屬馬來亞獲得橡膠、錫、銻、鉻、錳和鎢的供應。對美國經濟來說，這一地區的重要性遠較拉丁美洲為大。1939年，美國海軍已在太平洋的一系列作為踏腳石的島嶼大事擴充其設施。海軍在關島除改善其海軍設施外，還有鞏固其防務的計劃，因而同國會發生衝突。關島屬美國所有，四周環抱的島嶼從前都是德國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平解決以來，這些島嶼都置於日本委任統治之下。眾所周知，長期來日本一直在這些島嶼上建築防禦工事，它既違反委任統治條款，又與1922年2月6日五國華盛頓條約第十九條相牴觸。該條約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後遂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