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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此得以放手對日本破壞國際條約的行為進行報復。美國人雖則厭惡日本人，憎恨他們侵略中國，對美國出口商的唯利是圖感到羞恥（因為他們是餵飽日本戰爭機器的主要物資供應者），但這時對日本的一味忍讓又再度表現出來，1937年12月“班乃”號事件的嚴峻考驗對此提供了證明。就關島而論，海軍的防禦工事不得不推遲執行，因為在有輿論支援的大多數參議員和眾議員看來，凡是對日本挑釁並與美國為保衛孤立而重新武裝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計劃，國會顯然都不願予以考慮。
如果建議在一個屬美國所有的太平洋島上設防而會引起此種反對，那末，在一個較之關島或菲律賓距離那個危險大陸更近的大西洋島上美國應有的政策又將如何，這一問題將會引起大得多的風暴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美國在那兒沒有承擔法律或道義上的責任。
英國雖不能（也未曾）要求美國給它政治支援的權利，美國卻有著一種普遍的固執的看法，認為美國如果敢於走出閉關自守的西半球，它就會有不知不覺被英國利用的危險，因為機敏的英國外交會使它去為英國火中取栗，幫它去儲存英帝國，或者為英國的利益效勞。在美國人的心理上，一想到要扮演這種角色，那是最厭惡的了。美國的孤立主義者就是利用這頭怪物才驅使群眾緊緊地跟著他們走。為英國利益服務既叫人惱火，置美國利益於不顧又未免冒險，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正尖銳地出現在德國和它的日、意夥伴的侵略取得可怕的進展的時候，而且又是在一個由於當代應用科學的發達而日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世界上，這就不能不使美國對自身的安全嚴重關切，同時也使英國的地位受到更為嚴重的威脅。要是整個舊世界，連同其所有工業、海、陸、空資源統統落入極權主義國家的三角聯盟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仍然可以作為一條足以護衛美國的寬大護城河嗎？或者，除非把它的第一道防線設在英吉利海峽，或者甚至擺在馬奇諾防線並以確保英國和法國的獨立和民主能存在下去為己任，美國就不能有效地保衛自己抵擋住來自東方的進攻嗎？或者，只要這兩個西歐國家聯合起來，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夠保衛它們自己和它們的愛好和平的歐洲鄰邦，從而附帶地——不管願意不願意——給美國提供安全而根本無須美國自己採取任何行動嗎？
“值得為英國而戰嗎？”在1939年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會使美國人心中惱火。孤立主義者歷來不喜歡捲入歐洲糾紛，理想主義者則一向討厭“英帝國主義”。此時，又正值張伯倫和達拉第政府奉行取媚於侵略者而犧牲中國、衣索比亞、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共和國的綏靖政策，他們的厭惡遂因不滿和蔑視而更增強了。美國人對英法在慕尼黑搞外交投降的譴責確是出於真誠，儘管在英國人和法國人看來，來自大西洋彼岸的那一份善意卻是惡意。大多數美國人當時都沒有想到，1920年美國的不參加國聯盟約，乃是英法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面對重整旗鼓的德國而顯得軟弱無力的一個最大原因。他們沒有認識到，由於美國對國聯遠而避之，它就在兩個明顯的方面削弱了西歐民主國家抵抗侵略的力量：一是美國不給予支援，這種支援本來會使力量對比產生舉足輕重的作用，使侵略者根本就不敢萌生侵略的思想；二是英法即使想到要在沒有美國的援助下奮起抵抗侵略者的任何打算，卻由於捉摸不準中立的美國是否容許它們充分利用海上封鎖——這是它們殘缺不全的武器庫中的最好武器——以對付共同敵人，因而感到左右為難。誠然，後來美國透過禁止美國船隻駛入作戰區域的法案後，英法便擺脫了上述困境。但即使如此，國會為保衛美國中立而堅持的這一法案，正如羅斯福總統在上引的講話中和其他場合所指出的，在運用時可能會有利於侵略者。如果在美國人看來，抵抗侵略應該是英法的壓倒一切的責任，而不應該把一種想象中的由綏靖而來的國家利益凌駕於其上，那末，英國或法國的對美國批評的答辯者就會提出反問：抵抗侵略難道不同樣是美國的義不容辭的責任，不同樣是凌駕於美國自己所想象的由孤立而來的利益之上的責任嗎？同一道德法則必然適用於兩半球的同一人類；因此，如果因近鄰才選拔英法作為保衛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而應首先與德國交鋒，那麼根據同樣選拔原則，就該首先派遣美國前去援華抗日了。英國人在1939年覺得不合情理的是，一個並不積極的美國的公民們，竟然批評英國在中國門戶開放問題上對日本的容忍，而英國這時在歐洲卻不得不認真考慮德國隨時都有可能發動戰爭的前景。
再者，如果美國批評的矛頭是針對英法統治階級，指控那些寡頭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