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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經說過，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東南海岸，其海路距英國和德國的港口是同距美國的港口同樣近的。時至1939年，南美和西歐之間除這一條海上商業航線外，又開闢了一條經由達喀爾的空中商業航線；民用航空既已暢通，繼之而來的將是軍用制空權；德國人已在為下一步鋪平道路。他們在拉丁美洲本土雄心勃勃地開闢併成功地經營著幾條空中航線。與此同時，北美同亞洲的聯絡則是行駛汽輪的航線，從舊金山和溫哥華駛往橫濱和上海。比起西班牙大帆船第一回開闢的從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爾科駛往菲律賓的馬尼拉那條太平洋運輸線來，這是一條較短的路線。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使用“紐帶”加強了這一條海上航線，因為“‘紐帶’雖輕如大氣，卻堅若鐵鏈”，它沿著落基山脈東麓的一系列新機場，從大陸美國飛越不列顛哥倫比亞，進入阿拉斯加，再繼續往前，然後跨越西伯利亞上空而進入蘇聯的心臟地區。當筆者撰寫本文時，即1951年，透過此種空中焊接方法，把北美之島與舊世界大陸結成一體，其前景看來還大有發展。當北極上空為航空技術所征服時（看來是要被征服的），北美會發現自己在該大陸歐亞一邊立即要接觸的，不只是阿拉斯加幾乎觸及西伯利亞的那一塊地方，而是由此向東，直達遙對北角的格陵蘭東海岸；沿著一條几乎長達三千英里的空中邊界線，美國、加拿大和丹麥所屬的極北領土，都會和蘇聯的極北領土相接壤。
在撰寫本文時，因技術迅速發展而產生的地緣政治後果，在美國雖然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但在1939年，絕大多數美國人或許都會把這些後果認作只是瘋狂的德國理論家異想天開的夢想，沒有嚴肅的事實依據，因而不予理睬。在此種情況下，美國總統就要做說服工作，勸導他的同胞接受自己和他的負責的海陸軍顧問已經顯然看到的嚴酷事實，並據此有所行動。
羅斯福總統於1939年1月4日向國會發表一次講話，那是為行將在1月12日遞交國會的國情諮文中所提出的海軍、陸軍和“民用”航空預算——除已在編制中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龐大防務計劃外——鋪平道路。
＇他說＇在我們的周圍，到處蔓延著不宣而戰的戰火——軍事的和經濟的。在我們的周圍，到處是日益增大的殺人武器——軍事的和經濟的。在我們的周圍，到處是新的侵略威脅——軍事的和經濟的。
來自國外的風暴直接向我們的三項制度提出挑戰，而這些制度美國人不可須臾或缺，現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兩項——民主和國際信義——的源泉。……
我們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學將包圍其他各大洲並侵入我們自己的大陸，我們美國人的遭遇將怎樣。我們並不比其他國家更能承受同我們的信仰和博愛相敵對的包圍。因此，幸運的是，我們這個西半球在一個民主政體的共同理想之下，擁有豐富多樣的資源、相互尊重與和平相處並各盡其職的各族人民。……
我們已經懂得，防衛時間的有效選擇以及可能發動進攻的遠距離地點，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們已經懂得，要保證生存就不能等待進攻開始以後才武裝自己，因為進攻的規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們已經懂得，早在任何公開軍事行動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經開始，這便是宣傳、提供津貼的滲透、渙散親善的結合、煽動偏見和挑起分裂。……
我們正當地拒絕以武裝干涉防止侵略行為，並不意味著我們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頭上的講話也許無濟於事，但戰爭並不是促使人類意見博得應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戰爭外，還有許多比單憑語言更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們可以促使侵略國家的政府認清我們同仇敵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將鼓勵、幫助或扶植一個侵略者的任何行動，我們是能夠避免的，也是應當避免的，反之，則必須採取行動。我們已經懂得，在我們精心規劃中立法案的時候，我們在中立法的實施上可能出現不平衡和不公正——實際上可能有助於侵略者而不利於受害者。自衛的本能警告我們，我們再也不應讓這種事重演了。
我們還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個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訓，即常備不懈可以大大減少敵人進犯的可能性。……首先，我們必須擁有足夠強大的武裝力量和防衛設施，以擊退敵人對我們的戰略要地和關鍵設施的突然襲擊，因為兩者是保證我們堅持抵抗並取得最後勝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們必須要有那些關鍵設施的組織與場所，這樣才能立即利用並迅速擴大以適應一切需要，不致因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