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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軟弱無力地說了“兄弟”兩個字就泣不成聲地哭了，我也站在一旁抹眼淚，舅舅小心謹慎地幫我母親掖好被子，說：“姐，明天你就去南京看病，會好的。”
母親從喉嚨裡擠出一句話來：“兄弟，我是看不好了，有你這份心我死也瞑目了。”
舅舅給母親端來了中藥，將母親扶起來坐好，然後端碗讓母親將藥一口一口地喝下，我看到舅舅的手在不經意中顫抖了一下，我想舅舅面對著母親肯定想起了剛生下自己就死去的外婆。
舅舅是下班前抽空來看我母親的，他說晚上還要趕回去開常委會，也沒在我家吃晚飯，臨走前，他丟下了五百塊錢並對我說有什麼困難就直接去找他。
第二天是一個更加寒冷的日子，天空凍得硬梆梆的，陽光軟弱無力地照耀著枯萎的土地和村莊裡的煙囪。母親臨走前一定要去玄慧寺燒香，於是我們扶著她到了殘破不堪的寺廟裡對著觀音菩薩三跪九叩，沒有經聲佛號的寺廟裡落滿了從前的灰塵和舊時代的影子，母親用手指著正殿旁的纏滿了蜘蛛網的禪房說：“你外婆在這裡生下你舅舅的當天就死了。”說著說著就淚水滿面，一柱沉香在佛龕中騰起細細的青煙，屋外灌進來的風將煙揉碎了。
一把生鏽的鐵鎖鎖住了我家的院子和對生活全部的希望，家裡的豬和雞全都賣光了，空空的豬圈和雞窩註解著一個農民家庭的徹底破產，我們家提前犧牲的兩頭豬和十九隻雞在此後許多年裡令我無比感動，我覺得它們是一些殺身成仁的俠客，它們以站立的姿勢活在我的歲月裡。
懷揣著變賣家當和東挪西借來的三千塊錢，我和父親扶著母親上路了。
我們一家三口拎著臉盆、水瓶、碗筷、毛巾臉色蒼茫地在南京長途汽車站下了車，先是父親隨地吐痰被罰了兩塊錢款，後來坐公共汽車去腫瘤醫院又坐反了方向，折騰到下午五點多鐘才找到了醫院，我看到母親臉色發灰，手捂著胃，額頭直冒虛汗。
三千塊錢不到一個星期就用完了，醫生說胃癌中期，如果開刀的話，可能活個三年，最長有活八年的。手術費要兩萬六千塊錢。父親當時就癱倒在醫生辦公室的椅子上，二十歲的我此刻反而堅強了起來，我沒有流淚，我覺得我必須在這個時候支撐起家裡全部的不幸和災難，我已經是個男人了。我扶起了父親，安慰說：“會有辦法的。”父親說：“我們讓你媽回家吧！”我說：“不行，舅舅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他說有困難直接找他。我馬上回去！”
父親的意志已經崩潰了，他像一個束手就擒的戰俘，目光遊離、神情渙散，整個下午都在夢遊。
我對母親說：“媽，醫生說你胃裡有瘤，做個手術就好了。”母親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看我表情輕鬆，就說：“只要不是癌，長個瘤就不怕了，你小時候經常撞在水缸上，頭上碰出的瘤有雞蛋大，過幾天就自動消了。我這瘤怎麼長到了胃裡，真倒黴！”母親把“腫瘤”和“癌症”看成了不相干的兩件事，心情就有些高興，話也多了起來，中午吃了大半碗麵條。
我知道這種騙局很快就會被母親識破，但目前為了騰出時間籌措手術費，穩定母親的情緒，我必須以一個天衣無縫的騙子面目出現。
回到縣城，我想先找同學同事借錢，不足的部分再找舅舅想辦法。灰濛濛的縣城裡到處籠罩著冬天的荒涼和灰塵，西門石板街上一個買豆芽的婦女正在為三分錢跟菜販打架。菜販是我農藥廠下崗的同事老謝，我拉了架後，老謝抹著手腕上被婦女抓出的血痕，嘴裡大口大口地喘著窩囊氣，他對我說：“兩毛一斤賣給她已經優惠了，她還要少給三分錢。”那中年婦女也氣呼呼地指著老謝說：“你的秤平平的，本來就不夠。”這時許多人也都過來勸架，我想只要我母親能活著，我決不讓她為三分錢吵架。活著多好。
老謝的三個孩子都在上學，老婆又是個瘸子，我沒好意思向老謝開口。老謝知道我為母親開刀借錢後，第二天晚上主動給我送來了兩百塊錢，那些塊票毛票裝了一塑膠袋。在我那間陰暗的單身宿舍裡，老謝抽著劣質香菸安慰我說：“誰家都會有個小災小難的，不要再推三拉四的了。”一席話說得我鼻子直髮酸。我執意又點了五十塊錢給老謝：“借一百五就行了，錢差不多夠了。”
錢遠遠不夠。借了三個星期，只借到兩千多塊錢，農藥廠工人除了農藥之外，一貧如洗，同事們和我一樣貧窮，他們只能借給我三十、五十的，看大門的臨時工楊大爺從口袋裡摸出十塊錢給我，他對我說：“要是沒治了，還不如拉回來買點好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