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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餐廳下的城市裡萬家燈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燈川流不息地閃爍著物質的光輝,那些我看不見的乞丐、小偷、妓女、強盜、盲流們正在夜色的掩蓋下傾巢出動,整個城市被慾望折磨得口吐鮮血,一片絢爛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縣調查瞭解我舅舅鄭天良案件內幕時,我舅舅鄭天良已經被槍斃了。時間是二000 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太陽像一個爛西紅柿懸掛在村西伏牛崗玄慧寺的上空,呼嘯的西北風刀子一樣削過江淮丘陵乾裂的土地和鄉親們一張張枯燥的臉,黃昏時分,我舅舅坐在一輛破舊的“伏爾加”車子裡聽到村裡傳來了一些瑣碎的狗叫聲,他叫司機小王將車停在玄慧寺後面的土公路上,“車開到村裡太招搖,鄉親們會有意見的。”然後他從口袋裡摸出一張拾圓的鈔票遞給司機小王:“汽油費交到縣政府行管局,再補一個單子給我就行了。”小王手裡攥著鈔票有些不知所措:“鄭縣長,汽油費只要六塊錢。”
我舅舅走下汽車的時候,我家西廂屋裡的光線已經很暗了,每個人的臉都含糊不清。母親躺在一張鋪滿了稻草的床上,聲音灰暗而軟弱:“兩個月了,三十劑方子都吃下去了,你們不要瞞我了,不是胃潰瘍……”
屋裡瀰漫著一層濃厚的中藥的味道,父親蜷在牆角的凳子上默默地抽菸,像一隻氣息奄奄的蝦。沒有人說話。
父親去灶屋裡燒晚飯,我到村口的井裡挑滿了一缸水。當我將最後一桶水倒進缸裡時,父親叫住了我。我看到灶堂裡的柴火照亮了他醬色的臉和臉上與皺紋同樣深刻的絕望。他說:“家裡實在拿不出錢了。你明天去找王三娘來做老衣(壽衣),留幾百塊錢讓孫拐腿他們來割一口好棺材,大葉楊材質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灶堂裡的菸灰源源不斷地從灶口吐出來,父親的臉如同一塊骯髒的破抹布。
我沒有說話,眼淚情不自禁地奪眶而出。我聽到屋外的風聲此起彼伏,整個村莊和村莊裡光禿禿的樹在風聲中四分五裂。
這麼多年來,村裡死去的鄉親們基本上與壽終正寢無關,他們大多數是在生了病後因無錢醫治而從醫院抬回來坐以待斃,像我母親這樣患了癌症的人幾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棄治療,殺一隻雞,用買藥的錢換幾兩肉燉了,讓病人最後享一些口福,感念一下親人們的恩情。我從小時候就知道了村裡好多人都是臨死前床頭放著一碗肉,吃肉是我故鄉父老鄉親們為之奮鬥一生的理想,這種理想以一種殘酷方式呈現在嚥氣的慘景中,我總覺得這跟電影中槍斃犯人前讓他們喝酒吃肉雖然時間地點不同,但性質一樣。
我中專畢業兩年多了,沒有拿到一分錢工資,農藥廠分給我抵工資的二百多瓶農藥一瓶也沒賣掉,我不敢從縣城拉回家來,母親非常聰明,她已經感到了我們以胃潰瘍欺騙她,近些天她反覆嘮叨說家裡菜地裡蟲子已經鑽到捲心菜心了,再不打農藥過冬的菜就醃不成了。我看到母親的眼睛裡流露出對農藥的強烈渴望。這幾天我只對父親說一句話:“家裡的菜地不許打農藥,我也不會把農藥帶回來。”父親說你去城裡帶幾瓶回來吧,省得花錢買。我用沉默表示拒絕。
天徹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屋裡沒有開燈。舅舅鄭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開了我家的院子裡那扇腐朽的木門,他的身後尾隨著一些忠於職守的狗叫聲。
父親開了燈,我看見舅舅穿著一身樸素的衣裳,如門板一樣結實的身材站在光線幽暗的灶屋裡頂天立地,舅舅對於我和父親就像海難中無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後一塊木板,這種時候,哪怕是一根稻草也會給我們帶來希望。我用袖子抹了抹並沒有灰塵的凳子讓舅舅坐,舅舅卻跟父親一起蹲到了灶堂下,手伸向灶口取暖。
舅舅鄭天良說:“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你們明天就坐汽車到南京腫瘤醫院去治病。”他的聲音裡帶著一種命令性的不容置疑的口氣,這種專制的聲音此刻無比親切,它給了我們死裡逃生的信心和力量。於是我給舅舅倒了一碗水,我舅舅鄭天良副縣長蹲在灶堂下邊咕咕嚕嚕猛喝一氣。
父親說:“我不想再花冤枉錢了,還不如給他媽買點肉吃,他媽最喜歡吃紅燒肉,眼見這就吃不成了。”父親的眼睛裡注滿了渾濁的淚水。
舅舅說:“不行,沒有錢,發動親戚朋友大家一起湊!”
舅舅說明自己的原則立場後,立即來到西廂屋裡看我母親,一個強悍的漢子那般溫和似水地輕輕地坐在我母親的床邊,他抓著我母親的手說:“姐,我來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