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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婆臨死的時候堅決不願看病，她說一定要吃夠了雞魚豬肉再走，死後不會當餓鬼。”
這期間我到縣醫院賣了三次血，換了六百塊錢，由於沒有營養，我經常走路時要扶著牆歇一會才能看清路面。
將近一個月了，我也不知道母親在南京的情況，沒有電話，也沒錢打電話，去一趟還得花路費，湊不齊錢，我就不能去南京。我急了，找到了開貿易公司的同學耿偉強，本來我不願求這些有錢人，讀中學時，他爸爸是縣商業局局長，在班上從來不願正眼看我們這些窮人的孩子，畢業後沒考上任何學校，靠他老子的關係倒彩電、腳踏車、電飯鍋、水泥等，居然早就成了萬元戶。那年月什麼都靠計劃，官倒造就了千千萬萬的暴發戶。耿偉強很慷慨地甩給我一千五百塊錢，說：“你媽病了，就等於是我媽病了，還說什麼還不還的，太見外了。”
耿偉強還請我在“同興樓”飯店吃了一頓飯，他給我倒滿了一大杯“洋河大麴”說：“我要不是做生意資金週轉不過來，你媽開刀的錢我就一個人包了。”貧窮在此刻使我無法尊嚴，也使我無法找到恰當的詞彙來表達我的感激，我就只好將一大杯白酒一飲而盡。耿偉強遞給我一支帶過濾嘴的“長勝”煙，然後對我說：“你舅舅是分管工業、商貿的副縣長，權很大，批一個條子或打一個電話，兩三萬塊錢，太小菜了。”
耿偉強的提醒讓我絕路逢生，我的眼睛裡看到了母親出院時的滿足與感動，母親走在城市的陽光下，情緒寬鬆，母親終於看到了秦淮河、夫子廟、中山陵……
我對耿偉強說：“我本來打算最後再去找舅舅的，舅舅答應我有困難直接找他，他肯定會幫忙的，只是我沒做過生意。”
耿偉強說：“你叫鄭縣長批條子，剩下的事我來辦。”合安特曲“銷路不錯，酒廠用的大麥遠遠不夠，我們從河南調兩車皮大麥送到廠裡，只要你舅舅打個招呼，三萬塊錢差價就到手了，我只拿個手續費，其餘的錢全歸你。”
我說：“我馬上就去找舅舅。”
耿偉強說：“如果要想做得快一點，叫鄭縣長在縣水泥廠批五十噸水泥給我。拿到條子我立即就給你一萬八千塊錢。”
我問耿偉強：“這樣做是不是違法？”
耿偉強說：“十億人民九億商，連省長、市長、中央首長的兒子都在經商，都在批條子，違什麼法？商品社會，這叫搞活經濟。”
我忽然又擔心了起來：“我舅舅剛剛被評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
耿偉強用套著鑽戒的手指敲著桌子說：“現在哪個官倒不是共產黨員，不是領導幹部？平頭百姓、共青團員有權批條子嗎？再說，你這是等錢救命。”
走出“同興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什麼叫“天無絕人之路”。
2
舅舅住在縣政府大院宿舍區一座帶院子的平房裡，當晚我酒氣熏天地敲開了舅舅家的門。舅舅坐在客廳裡的人造革沙發上看電視，電視上正在播放一個叫《河殤》的電視專題片，我進去的時候，舅舅拍響了身邊的木質茶几：“太不像話了！”我以為舅舅在罵我喝酒，就站在舅舅的身邊毫無必要地搓著雙手，不敢坐下。
舅舅指著電視對我說：“什麼黃色文明，海洋文明，簡直胡說八道！沒有長城這座圍牆，豺狼虎豹不都進來了？”
舅舅在罵電視專題，我心裡頓時放鬆了許多，連聲附和說：“舅舅說得對，鄉下每一家、城裡每個單位都是有圍牆的，小偷太多了。”
舅舅示意我坐下來，然後跟我說了許多關於理想和信念的話，他說現在年輕人很成問題，整天想到的就是“我要怎麼樣”，從來不考慮別人怎麼樣國家怎麼樣老百姓怎麼樣，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終就是要每個人都成為極端的利已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我在這個冬天的晚上，暈頭轉向地跟著舅舅一起揭批自由化的禍國殃民，我藉著酒力說：“我保證跟自由化劃清界限。”
舅舅的家很像鄉下的一個雜亂無章的手工作坊，幾個做工粗糙的老式的櫃子倚在牆角里，米缸、醃菜罈子和幾張木質的椅子同時擠在十幾個平方的客廳兼飯廳裡，牆上掛著一串串乾枯的紅辣椒和幾張印有劉曉慶、楊在葆頭像的年曆，昏暗的燈光下瀰漫著醃菜的酸腐味，一臺17寸黑白電視機將黃河長城故宮阿波羅神廟自由女神像全都弄得黑白分明、勢不兩立。
舅媽從廢品回收公司下崗了，每月只拿四十塊錢生活費，表妹還在上小學，全家只靠舅舅一個人工資。當時我很幼稚地想，是不是因為舅舅家裡太寒酸，才被評為“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