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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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折騰一鬧就是快三年，我們什麼都沒學著，卻經歷了和平時期的各種戰爭，有高音喇叭戰、標語戰、口水戰（街頭大辯論）、冷兵器集團作戰和常規巷戰。機靈一點兒的同學，擺弄小口徑步槍、左輪槍、三八大蓋、半自動步槍，那是不成問題的。硝煙散去，到1968年11月份，陸續就有高中同學下鄉了，當時是個潮流，很新鮮，傻冒兒的高中同學並不以為苦。記得12月初有個傢伙回來，我們還虔誠地聽他胡吹了一通。他說，農活兒倒也不重，冬天就是刨糞堆。只是鐵鎬太重，舉起來的時候要用膝蓋頂一下借力，因此棉褲不免有點兒費，幾天就磨出個大窟窿。除了這個困惑之外，農村平淡無奇，似乎跟城裡沒兩樣。這傢伙的胡說八道大大誤導了我，以至於農村的殘酷一旦呈現在面前時，我思想準備不足，剎那間天塌地陷，感覺上跟流放西伯利亞沒兩樣。

高年級同學陸續在走，11月底我們還去街頭歡送過。卡車一車一車地把時代的廢物拉出城去，小雪飄飄，送垃圾的車隊還真有點兒壯士出塞的悲壯感。車上的大齡同學，都跟要送信去古巴似的，神情上一派老成持重。

但我們校初一年級遲遲就是沒動員。後來，小道訊息透露出來了，讓人欣喜若狂——原來我們被上帝選中了。也許是省裡某些當權者腦袋轉了筋，認為革命固然不錯，但也不能讓小孩成文盲啊，中學還是要辦的。在11月升入中學的那批小學生，都是就近來上學的，根本沒經過考試。他們那一批，正是當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王安憶當年上中學的那個年級，就更是廢物了，“一、二、三、四”可能都寫不下來。省裡那些昏了頭的傢伙們一想，乾脆，把全省最好的兩所學校的初一年級都留下，繼續學習，建立一個革命教育的小特區。革命，總得會寫一、二、三、四呀。

我們這一批，可都是真貨，基本都是1965年實打實考上來的。那時全省就兩個金牌中學，師大附中和省實驗，我們就是省實驗。兩校每年招生也就二百五十人，這二百五，都是清華的後備軍。當年高中的有志青年們，都是立下毒誓的：“報志願，二類學校（文科）決不考慮，頭拱地，也要報理科！”要不是發生了大折騰，就我們省每年二百五、二百五地向清華輸送，將來還不知能出多少愛因斯坦呢。

因此決定把這兩所學校的初一學生留下來吃小灶，現在看，還算是比較人性化的考慮。

到了12月22日晚，大喇叭一響，男高音的播音員扯開正義的嗓子一吼：“到農村去，是很有必要的。”我們就完了。走吧！省裡那幫傢伙頭腦立時也清醒了，估計為了把我們這兩校的二百五愛因斯坦苗子在1969年1月份給踹到農村去，教育系統可能忙了個屁滾尿流，不然那些白手套工宣隊能連元旦都不過？他們冰天雪地裡四處跑，就為找個處置我們這些殘次品的好地方。

我們夢醒了，好地方也不多了。工宣隊雖然可惡，但畢竟是城裡人，誰沒個孩子？將心比心，他們一門兒心思給我們找富裕地方。要說這工人還是不行，要是真有人性，就應該給我們找近的地方才對。一個孩子，最需要什麼？家呀。那時候又不是市場經濟，富不富的有什麼用？還真想讓我們在農村扛一輩子大活不成？工宣隊跑到延邊，找著富地方了，回來挺得意，見了我們，還含蓄地表表功。龔本輝搶先握住了工宣傳隊的手：“師傅，你真是……太夠意思啦。”大夥一擁而上，像現在的新人類見著了劉德華。師傅挺受用，說：“地方不錯！那延邊，各大隊都滿滿的，接收不了啦，差一點兒就呲了。我跟公社說，說什麼也得安排，小青年兒來革命，不給安排還行？你們幾個，到那兒就好好幹吧。”

還能說什麼呢？到了日子，就上征途吧。愛因斯坦的後備軍沒當成，上山下鄉倒落了個尾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是1968屆初中畢業生，卻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鄉。

1969年1月17日19點28分的長春，終身難忘的一刻。火車站，一列往延邊去的普通客車。東甸子集體戶的幾個臭男生，佔住了視窗的幾個座位，都在大吐菸圈。我們那時候，是尾巴了，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處置。各車廂好象都有一些我們這樣的下鄉學生，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工宣隊也來了，他要負責把我們帶到延邊。

那一夜，是我們的成人儀式。李家軒拿來一包煙，“迎春”的，中檔煙，兩毛多錢一盒。那時候就這水平，煙都不帶嘴兒。李家軒是小市民出身，五行八作的都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