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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賬目，發現所做賬本不規範。行裡的兩位同志用了一天多的時間，幫他重新整理。應健雄認為方培林對金融懂得不多，而整個金融的運作也不合常規，錢莊裡甚至連個保險箱都沒有，資金的週轉主要靠手頭十來個做買賣的人作為固定客戶支撐著。
考慮到方興錢莊在當地的影響，如以強制手段取締，肯定會造成客戶的損失而產生社會混亂，所以銀行決定在錢庫鎮的銀行和信用社也實行利率浮動，改變了以往的服務方式，成為由人民銀行總行批准的在全國率先進行利率改革的試點地區，欲以此與方興錢莊競爭，擠掉錢莊。
1989年，出於自身經營狀況的原因，堅持了5年之久的、帶有半地下色彩的方興錢莊自行關閉。方興錢莊由於業務發生額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貸，加上方培林對客戶的認真負責，關閉後的掃尾工作做得相當出色，沒留下任何令人不滿意的糾紛。
溫州“地下錢莊”的出現，凸顯了“民間金融”或“草根金融”性質的非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之間的矛盾。它到底是鑽國家金融制度空子的蛀蟲，還是國家金融制度的有益補充，對當時的意義，值得進一步去探討。當年方興錢莊的設立，在客觀上對溫州試驗區的金融體制改革起了推動作用，由此將中國千百年來就存在的民間借貸從地下引到地上，平抑了民間借貸的高利率，將民間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納入國家金融監管領域。2005年，溫州市政府出臺《關於加強民間融資管理的意見》，加強對溫州民間融資的管理。這是溫州第一次用政府發文的形式“堵疏結合”規範民間資本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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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節：擋不住的商業旋風（7）
溫州地區肥沃的私營經濟土壤，從一開始就為民間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養料。一種被稱為“抬會”或“排會”的信貸交易方式長期存在。私營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信貸，為了解決一時的資金短缺，不得已便以這種民間的方式進行互援自救。它最初出現在幾個人之間，各人都出一筆錢，形成一個互助性的“會”，用錢的人付給其他人高於銀行的利息。有資料顯示，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這種抬會的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了3億元，成為當地私營企業發展的最重要的資金動力。金鄉徽章廠廠長陳加樞——也就是那位因給美國海軍陸戰隊製造軍徽而名氣頗大的老溫州回憶說：“當時工廠要發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以借到1000萬元。”
當時，方培林錢莊的尷尬處境，似乎給他的隨行者提供了一個這樣的資訊：進入到規範化的金融行業的大門緊閉著，可任何大膽的嘗試——哪怕得不到法律的認可——都將是被默許的。
於是，在方興錢莊開張的一年後，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在溫州全境爆發了至今回憶起來仍讓人不寒而的“金融抬會大災難”。
抬會一開始只是一種民間的融資信貸，有些抬會會主原本也是想學方培林搞私人錢莊的。可是，常規的信貸效益畢竟太低了，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資。先是小心的嘗試，繼而變成大膽的擴充套件，在滾滾而來的金錢與永遠填不滿的慾望之間，一種新的特定含義的瘋狂的金錢遊戲開幕了。
葉三鳳是一個快40歲的很會算計的女人，在鎮上開了家雜貨店。在別人的慫恿下，她也辦起了一個抬會。她的那一套規矩在當時是最流行的：一個會員入會交1。16萬元，從第二個月開始，會主每月付給會員9000元，連續付12個月，計10。8萬元；第13個月起，會員再付給會主3000元，連續付88個月，計26。4萬元，會主則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迴圈滾動，一個會期為100個月。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風險在第一年，會主要把1。16萬元變成10。8萬元。有人計算過，一個1。16萬元的會員要維持下去，到第六個月必須發展22個會員，到第12個月，要發展691個會員，到第18個月，就要發展20883萬個會員。
一個“不可能的遊戲”，在僥倖、狂熱和從眾心態的驅使下，如火如荼地玩了起來。葉三鳳最風光時每月可淨收入120萬元。僅樂清一縣，像葉三鳳這樣的抬會會主就有1346個，最大的抬會發展了12122萬人，會主年收入1970萬元。在兩年時間裡，溫州所屬九縣兩區有30萬人參加，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
一位經歷過當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說：“錢收進來，先在牆兩頭放著，不出兩個時辰，兩頭的錢就連在一起，一上午整面牆堆滿了。到了晚上一間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