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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部堆滿錢，腳都插不進，只有封門，派民兵舉刺刀看門。人們仍不肯散去，喊著要入會，把大疊的錢扔進來，民兵用刺刀讓他們後退。”還有一點很有意思，被人視為財神的會主竟有八成以上是由像葉三鳳這樣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農村婦女擔當的。
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效益比，自然逼使抬會以幾何級數地發展新會員作為其支撐下去的唯一手段。當年，最瘋狂的會員發展方式是所謂的“短會”：入會交1。2萬元，第二個月就還給會員9000元，第三個月再還9000元，本息兩清。會主雖然要虧損6000元，但可以此來引誘更多的人入會。為了獲得政治上的庇護，還出現了“官會”，專為官員而設，入會不必交款，而是先領款，3個月後再少量返回。這種會分10萬、5萬、1萬三種，視幹部大小而定。主要是一個幹部入會，可以帶動無數的百姓來入會。
失去理智、極度病態的金錢遊戲總有一天會斷鏈崩盤。到1987年底，數以千計的抬會終於難以維繫下去了，出現了抬會會主的潛逃事件。很快，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個鄉鎮飛散開來。抬會體系頓時發生集體性的瞬間雪崩。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地衝向會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人間悲劇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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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節：擋不住的商業旋風（8）
蒼南幾十個討債的人拿著炸藥包趕到一位會主家，逼迫他交出錢來，否則同歸於盡；平陽兩位會主被討債者抓住，吊在柱子上，用竹籤釘入會主手指，用鐵鉗焊燒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導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學被迫停課，原因是學生常常在路上被討債的當做人質抓走；平陽縣鄉下數百名婦女步行數十里趕到縣城遊行，要求政府幫助討回被騙去的錢。
在短短３個月裡，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多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傾家蕩產。
記錄下這一段血腥而可怕的溫州“抬會風暴”，其實是為中國民間金融史的演進留存一個令人心悸也令人警醒的片斷。
既不看偉人講了沒有，也不看別人做過沒有
在溫州，經濟體制改革的破禁更富傳奇色彩。1987年，為了使民間資本衝破禁區，溫州蒼南縣委辦調研室副主任黃正瑞研究出了被稱為“溫州知識分子改革開放以來最重大的理論創新”——股份合作制。
那是一個充滿“姓社姓資”爭論的年代。當時溫州的經濟格局正悄悄發生變化，從簡單的家庭企業到掛戶經營（即掛著集體招牌的私營企業）之後，農民聯戶、合股等形式的企業悄然興起，佔到溫州工業總產值的27。8％。溫州人很敏感，如果這類企業算姓私，“資產階級”主力軍就超過溫州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那麼溫州經濟問題大了。黃正瑞的筆下誕生了“騾子理論”，將按勞分配和按資分配兩種色彩糅在了股份合作制一張畫紙上，使千家萬戶的小企業能把生產的規模幾十倍地擴大起來。當年11月，溫州市政府頒發了全國第一個關於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規——《關於農村股份合作企業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
其後，溫州經濟增長速度之快令人稱奇。到1990年，股份合作制企業產值已經佔到溫州農村工業總產值的2/3，由此引發了1991年初充滿政治色彩的溫州風波，並驚動了中央領導。
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其所著的《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中寫道：5月，李瑞環視察溫州，說了一些在溫州人看來非常痛快的話。“溫州這件事究竟怎麼看，將來怎麼樣，都還要以後再研究，不要急急忙忙下結論。我看你怕人家給你戴白帽子，你給自己急著戴紅帽子。我說你們先不戴帽子，脫個光頭不是更涼快嗎？”
今天的黃正瑞這樣評價自己當年的創舉：股份合作企業在當時溫州已經存在，創造這個理論只是為當時溫州的發展作掩護，這種創造就如同一個筐，把適合溫州發展的要素都往裡裝。而回顧這段略微泛黃的歷史片段，即使在對民營企業充滿良性政治氛圍的今天，仍然有著借鑑意義。
“農民手裡有錢卻沒有城鎮戶口，進不了城，他們就集資建一個農民城；城裡的國營商場不賣溫州產品，他們就把國有商場的櫃檯租下來自己賣，在全國一下子就租了5萬個；國家銀行不給貸款，他們就創辦信用社、基金會，發展民間金融、實行浮動利率，自己給自己找資金；分散的家庭經濟規模，被斥之為私有制的樣板，他們就創造了股份合作制，既解決規模小的問題，又戴上了公有制的帽子。”著名經濟學家鍾朋榮就此感嘆，“溫州人是否幹某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