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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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地上。後來中國經濟改革最初的動力，大概和我們每個人肚皮的感覺有關。

兩派“打平夥”的時候，我沒地方去。在村裡過第一個中秋節的時候，和我同住在一個老鄉家的女生去“打平夥”了。我一個人在家，望著天上的一輪滿月，想起李白的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感到特別孤獨。你提起在火車上過18歲的生日，我記得在村裡過20歲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來，我沒有去大夥房吃飯。那時候我們知青還分散住在老鄉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裡有個連著炕的大灶。我倒了幾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風箱把水燒開，下了一把掛麵打上兩個雞蛋，姐弟倆每人吃了碗雞蛋掛麵，算是給我過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機吃頓好的，心裡沒有什麼感觸，不傷感，也不想抒什麼情，下午照常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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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動盪的青春”（1）

葉：那幾年在我們村知青中，發生了很多“愛情故事”，有人開玩笑說，我們插隊的幾年貫穿著一條“愛情紅線”。一幫青年男女朝夕相處，身在兩性文化相對開放的鄉間，又沒有家長的管束，有各種各樣的“羅曼史”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我們村最後成全了5對知青夫妻，到現在他們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開玩笑說，上河西“宜婚”。當時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沒被拴上愛情紅線，而且因為我哪派也不是，這方面的訊息往往最不靈通。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說知青之間有性關係時的震驚。

馬：你是怎麼知道的？

葉：我們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們7隊的飼養房背靠背。一天我聽隊里老鄉說在飼養房院子裡發現了避孕套，說一定是“學生們”用完了順手扔到牆這邊來的。

馬：老鄉們居然知道是什麼。

葉：就是啊，我就是看見了也不知道是什麼。這件事給我的衝擊太大了。我聽說以後一下子覺得烏雲蔽日，天昏地暗，這種感覺整整持續了3天。從來沒有一件事給過我這麼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麼大的刺激都沒讓我這樣。我至今不明白當時我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反應。我不知道是誰幹的，也不關心是誰，但一旦知道身邊知青中有人這樣做，我就想他們怎麼能做出這種事來？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對整個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幫我分析一下為什麼我會這樣反應。是“文革”中“性”變得極為骯髒嗎？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鄉之間的種種“故事”。

馬：我不知該怎麼幫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為什麼會那樣反應。“文革”中“性”變得不但骯髒，而且可恥。不過在我聽來，你們插隊的可真夠開放的，我們在兵團要單純得多。你說你在知青群體之外，這也讓我難以想象。對我來說知青群體特別重要，我和幾個知青朋友的友誼是我插隊的最大收穫之一。

葉：其實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慣某些人的行為做派，但是在政治觀點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裡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後來陸續有人去當兵或進工廠，知青人數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處得比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為終生好友。在性的問題上，我後來聽到的多了，也不再大驚小怪了。村裡的知青也不都是幹部子弟，什麼“成分”的都有，大家都“蹲底”了，在“一口鍋”吃飯，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大大淡化。我們這代城市青年超越家庭出身的互相認同，是在廣闊的農村形成的。

我不喜歡知青之間無聊的派系之爭，但我們那兒比較“自由化”，政治上一點兒都不“左”，這是我喜歡的。林彪事件出來後，大家都覺得出了一口氣，心情一下子放鬆了許多，說話也隨便了，有時會在一起罵罵江青、張春橋，因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後來上面說林彪是“形左實右”，林彪事件後不但不糾“左”，反倒繼續反右，大家議論起來都很不理解。陳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這些“子弟”們對上層政治的變化很敏感，因為它和他們自己的命運密切相連。在這個意義上，我始終是他們中間的一員，無論我如何覺得自己站在“外面”。

新疆塔里木墾區落戶的知識青年正在挑土造田，要變荒野為良田。（新華社稿）另外，我們那兒的學習氣氛也很濃，這使我得益不少。

馬：你們還能學習？學什麼？

葉：有個同學帶去他爸爸兩大木箱的藏書，其中很多是經典名著，俄羅斯19世紀小說什麼的。他父親在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記者，因為去幹校，北京沒家了，只好讓孩子把多年的藏書分散帶走。除了這兩大箱子書，知青之間還傳看別的書，有時村與村之間互相交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