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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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學校高幹子弟那麼多，他們有沒有特殊化？

葉：當時有一個副總理，他們家幾個孩子都在實驗二小，每天中午專門有一個阿姨提著一個大棉兜來給他們送飯，門房旁邊專門有一間屋子讓他們吃午飯。他們家的孩子算是比較特殊的。劉少奇家的孩子也在實驗二小，可他們沒這樣。每天放學的時候有個兒童車來接中南海的孩子，劉家的三個孩子都坐兒童車。當時小孩坐兒童車上下學挺普遍。我們班有一個副總理的女兒，她中午自己帶飯。困難時期我見她帶過窩頭。她媽媽有時會參加我們班的一些活動，吳老師也沒把她當大官兒太太對待。有一次我們班在北海公園活動，副總理本人帶著一個警衛員到公園散步，還在我們那兒停了一會兒，看了看，我們該幹嘛幹嘛。那時候高階官員沒有現在這麼大的“譜兒”。

非常幸運的是，在這樣一個有些貴族化的學校裡，我遇到了一位很平民的吳景田老師。吳老師教我們的時候才20出頭。他出身農民，家在唐山一帶，說話口音很重。冬天他常穿一件黑棉襖，顯得很“土氣”，他也不在乎。吳老師贏得我們尊重的辦法就是平等地對待我們。小時候我父母很少跟我講做人的大道理，他們身教，不怎麼言傳。到了我能聽懂一些道理的時候，遇到這樣一位老師，他把我們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當“人”，像兄長一樣跟我們說話，和我們交流思想。如果他從報紙上看到一些文章，或是注意到社會上一些現象，就跟我們討論，談他的想法。他不講那些空洞的道理，講的都是很樸素的東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講因為家庭經濟條件不好，他要繼續升學他姐姐就只能輟學，他對姐姐非常愧疚。這個話題，他談了不止一次。現在回想起來，他可能是有意識地跟我們這些生活在優越環境裡的城市孩子講這些事，讓我們知道農村孩子讀書多不容易。

北京師範學校附屬第一小學教員湯世雄在給五年級的孩子們講故事。（新華社稿）有一次我們班到北海公園過隊日，隊日的主題是談理想。那時候老愛談長大了幹什麼，動不動就“談理想”。在北海一處景色優美的角落我們席地而坐，大家輪流講長大了做什麼。有想當科學家的，工程師的，作家的。有一個同學要做園藝家，她說要把西紅柿和土豆嫁接在一起。這個想法我在一本翻譯過來的蘇聯少年兒童讀物中見過，但聽到自己的同學這麼講，還是挺佩服的。我不知道自己長大了幹什麼，有人說你畫畫好，就當畫家吧。那天風和日麗，一群小孩越說越來勁，好像真的都成什麼“家”了。

過完隊日，我們坐電車一起回學校，一路上大家仍然很興奮，唧唧喳喳地說個不停。我發現吳老師一直沒開口，眉眼也不舒展。他的學生們一個個都這麼有抱負，他應該為我們自豪啊，怎麼好像不高興？這時有個同學問他：“吳老師你幹嗎不說話？”吳老師語氣緩慢地說：“你們沒有一個人想當農民的。”大家一下子都安靜了。老師這句話我們班很多同學都記住了。當然那時候誰也不會想到“文革”中我們很多人都會去插隊，當了農民。

吳老師教我們語文。他讓我們在課外背一些古典詩詞，由他來挑選，一般都屬豪放派。我印象裡背過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辛棄疾的“醉裡挑燈看劍”，蘇軾的“明月幾時有”。做法是把詩詞抄寫在牆報上，一個星期換一次，讓班上一位畫畫好的同學配畫。每次他畫完，我們都在一邊品頭論足，議論他的畫是否和我們所理解的詩詞意境相吻合。每個人的理解也不一樣，大家議論紛紛。就這樣評著品著，我們把詩詞給記住了。

六年級的時候我們還搞過一次書法比賽，也是吳老師的主意。所謂比書法，是比寫鋼筆字，不是毛筆字，我們毛筆字的功底都不行。每個人抄寫一遍小學課文裡巴金的文章《繁星》，請教書法的賈老師作評判。賈老師是個溫文爾雅的老先生，有60多歲了，典型的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這樣的老師“文革”中百分之百要吃苦頭，可那時候他是很受尊重的。我到現在還記得《繁星》一開始是“我愛月夜，但我也愛星天”，說星天給你一種躺在母親懷抱裡的感覺。整篇文章好像是深藍色的，很寧靜很遼闊。受這篇文章的影響，一時間我們班的同學都愛用“我愛……，但我也愛……”造句。有個男生仿照“繁星”的文體，寫了一篇完整的文章，才情並茂。他過去在班上很不起眼，給我的印象總是拖著一條長鼻涕，但從此我對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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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時期”

馬：咱們上小學時正趕上三年困難，有幾件事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