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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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特別清楚。有一次我拿著半個棒子麵餅一邊走一邊吃，過路的幾個人都盯著那塊餅子看。他們的眼光讓我害怕，我覺得彆扭，好像做錯了什麼事。還有一次，我碰到一個要飯的，是個二三十歲的男的。他走過來說，你能不能給我點兒吃的？我嚇得心怦怦直跳，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討飯，覺得這種事不該發生在我們的社會。我們班有個同學叫範麗麗，我常去她住的大雜院玩。有一天她跟我說，她們家每次吃飯，都是把粥先盛到碗裡晾著。粥晾涼了不就坨了嗎，坨了後黏黏糊糊的一大碗，看起來很多，可吃完了很快就餓，她們家一天到晚就吃這個。說著說著她就哭了，我特別同情她。

大鍊鋼鐵時期的宣傳畫：鋼龍飛舞。（新華社稿）我那時也一天到晚盼著開飯，看見好吃的就饞得不得了，吃窩頭也香噴噴的。我爸爸後來告訴我他記得的一件事。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見我和小哥哥有氣無力地歪在床上。那時候我和小哥哥中午和晚上都在大院裡的食堂吃飯。爸爸問我們吃晚飯了嗎，我說沒吃，晚上的飯票中午都用了。爸爸又問，那你們晚上吃了點兒什麼？我說，吃了姜。爸爸說姜不辣嗎？我說不辣，甜。爸爸告訴我，他聽到這兒眼圈一下就紅了。

另外一件小事也是爸爸記得的。一天我從院裡氣喘吁吁地跑回家大聲報告喜訊：“快，快拿本兒，一家一個桃兒！”原來是副食店推著貨車來院裡賣桃，每家憑副食本買一個。後來聽我爸爸說，那些桃子是商業部專門調劑給大院家屬的，我衚衕裡那些同學家還買不到。

葉：一家就一個桃兒？

馬：就一個。我爸爸說他忘不了我為了一個桃兒的興奮樣兒。

三年困難時期還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特別深。有一次家裡有豬肉，我媽媽說做紅燒肉吧。偏偏那天她把肉給燒煳了，懊悔得直哭，覺得自己不可原諒。我媽媽輕易不哭，她一哭給我留下特別深的印象。爸爸一直在安慰她。我父親平時很有些家長作風，但這時候很能體諒人。

其實當時一定級別的幹部有特殊供給的糖、油、雞蛋和肉。那幾斤肉和蛋在今天看算不了什麼，可是當年和普通老百姓比，就是特權了。我曾經幫家裡去買過這些東西。到一個專門的食品商店，我出示一下手裡的卡片，人家就客氣地點點頭讓我進去。等我買了東西出來，看著大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心想，我有的東西你們沒有，挺得意的。這應該說就是優越感了。

大躍進時期的宣傳畫“兒童俱樂部”。（新華社稿）葉：我專門問過我爸爸當時對幹部的特殊供應。據他說，因為那時城市供應極度困難，幾乎所有的食品都要憑票，像糧、油、肉、蛋、糖等等，而且量極少，機關幹部患浮腫病的比比皆是。我確實記得我在新華社醫務所不止一次看到浮腫病人，都是新華社職工，醫生往他們腿上一摁一個坑兒，醫生就給開證明買黃豆。從1960年下半年開始，17級以上幹部，每月保證供應一斤糖，兩斤黃豆；13級以上幹部，每月再加上兩斤肉，兩斤蛋。當時有人諷刺這些享受特殊供應的幹部，叫他們“糖豆乾部”、“肉蛋幹部”。據一個官方統計，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費量是8兩半（全年）。這麼一比，這每個月的幾斤肉、幾斤蛋，真是大大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標準了。

我聽說那時候新華社有些人家，家裡做飯也要稱斤兩，大人小孩按定量算，小孩定量少，就不讓多吃。我們家絕不會有這樣的事，現在想起來是爸爸媽媽和阿姨三個大人儘量保證我和弟弟吃。但即使這樣，我也記得餓是什麼滋味兒，還記得二麵餅（玉米麵和白麵）香甜的口感。新華社食堂賣過“人造肉”，那東西看起來像肉，有紅有白，像是有肥有瘦，可吃起來像嚼蠟一樣。當時還有一種代食品叫“小球藻”，我也吃過，一股草腥味兒。那時候的人什麼都敢吃。我們班有個同學說山楂丸可以吃，大家覺得是特重要的發現，就都跑到中藥房去買。山楂丸又甜又酸，很好吃，可就是越吃越餓，因為它是開胃的。我還跟著班上同學吃過桂皮，弄得現在我一點兒都不能沾有桂皮味兒的東西，一定是當年吃傷了。

馬：我記得有一次我一口氣吃了七個雞蛋。那次我斗膽問媽媽：“我從來沒有吃夠過雞蛋，你能讓我吃一次嗎？”我媽媽說好，我讓你吃夠。她問我是吃煮的還是炒的，我說要煮的，因為煮的一個是一個，看起來多一些。媽媽給我煮了七個蛋，我一個接著一個都吃了。吃完了，我說還沒夠，媽媽說，就這麼多了。現在想起來，我真太不懂事了，可當時全家沒有一個人說我。這麼多年以後，我還是覺得那天的雞蛋最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