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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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他們的內心世界，不清楚是什麼精神資源支撐著他們度過了那段無法言說的艱難時光。我舅舅後來家徒四壁，房子越搬越簡陋，從原來的“中產者”變為“城市貧民”，本來屬於他的房產再也沒有回到他的名下。但他真是安貧樂道。還能走動時，他每天清早出去喝一碗豆漿，吃一個油餅，順便遛遛彎兒，打量打量周圍的世界。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對清晨的“出遊”津津樂道。那一代人都不在了。

從“公主”到紅衛兵

研究“文革”，人們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從1964年左右，我們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開始發生顯著的變化：知道了什麼叫“家庭出身”；開始用“階級”的觀點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爭當“革命的螺絲釘”；女孩子們脫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藍布服，等等，等等。我和馬笑冬經歷這一切的時候，大約是十四五歲。在這個過程中，書籍和電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來越成為人們一切行為的指南。

基於“文革”中紅衛兵的表現，海內外有人說，我們這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無非是強化了我們從小到大一以貫之的、以鬥爭和仇恨為基調的教育。對於這個觀點，我無法苟同。如果是那樣的話，就不會有馬笑冬班上關於“救人”的、具有典型意義的討論，也不會有我自己此時油然而生的疏離感。“革命化”是對我們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義內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說在我們小時候，“白雪公主”和“劉胡蘭”是可以和平相處的，那麼經過革命化以後就只剩下劉胡蘭了。

強調事物變化的過程對歷史研究者很重要。在過程中，有矛盾，有衝突，有遲疑，也有克服，它們發生在每個經歷者的內心。同時，事物變化的大歷史背景也格外重要。對60年代初以來黨內黨外、國內國際，中蘇關係、中美關係等諸方面的情況變化——從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到此後在中國農村進行的“四清”和城市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到“反修防修”、中蘇論戰和“###”的發表，到美國在越南增兵、戰爭升級等等——專家學者已有深入研究，在這裡就不再贅言了，但它們的至關重要性請讀者切記在心。

毛主席視察長春電影製片廠時，和在影片《紅孩子》中扮演細妹的小演員談話。（新華社稿）整體來講，60年代中期的“革命化”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再教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義”已成為資產階級的代名詞，為革命青少年所不齒；“階級鬥爭”觀點成了我們認識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幹部子弟”也具備了有強烈特殊感的群體意識，自視為革命事業當然的接班人。當年很有名的電影《紅孩子》中有一首插曲，開始是一句問話：“準備好了嗎？”我們這一代人對“文革”是有準備的，有沒有準備大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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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化運動”（1）

馬：我在小學畢業前的最大心願，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女校師大女附中。由於考試時粗心，我只考上我的第三志願：北京女八中。我哭了一個星期才緩過勁兒來。這種考試製度真成問題，不參考平時的成績，一錘定音。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試都不失誤呢？

入學第一天，我一走進女八中校園，看見裡面熱鬧極了。高年級的大姐姐們舉著各種各樣業餘小組的牌子招攬新生，不斷有人走上前來問我：想打籃球嗎？喜歡書法嗎？想參加舞蹈組嗎？她們個個朝氣蓬勃，充滿自信。這讓我一下子感覺好多了。

女八中舊址，現為魯迅中學。女八中所在的校址是民國時期的女子師範。魯迅在那裡教過書，劉和珍、楊德群曾是那裡的學生，後來她們被北洋政府殺害，魯迅寫了著名的文章《紀念劉和珍君》。女八中校園裡現在還有劉和珍和楊德群的墓碑，坐落在一個幽靜的小院裡。因為這一點，進女八中還是讓我感到欣慰的。沒過多久我就當了大隊宣傳委員，負責出學校的牆報。

1949年1月31日，慶祝北平和平解放的師大女附中的學生。（新華社稿）葉：你看，你一上中學就受重視，我始終不起眼。你上初一我上初二。我上的是師大女附中。現在北京基本上沒有女校了，我還是挺喜歡女校的，女孩子們在一起很舒服，我覺得對女生的自信心也有好處。但女校確實不利於培養咱們和異性交往的能力，弄得咱們一個個都有點像是在修道院長大的，對兩性之間如何相處格外無知，後來的婚姻生活往往會出現問題。這個話題要是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