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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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有一個專門吃雲南氣鍋雞的陶罐。我媽媽每次拿出來，都會念叨，這是五伯伯的，等他出來，要還給他。因為這隻陶罐，我們不斷地被提醒五伯伯的存在。五伯伯的幾個女兒經常來我們家玩兒，五娘有事就來找我媽媽商量。我後來知道，我爸爸在1962年政治形勢相對寬鬆的時候，曾想幫助五伯伯“翻案”，後來形勢一下子又緊張了，“階級鬥爭”的弦繃緊了，我爸爸只好放棄。“文革”中，為“反革命哥哥”翻案成了他的一條罪狀。
我媽媽的三哥也是右派。我媽的大哥二哥在抗日戰爭中死在日本人手裡，唯一倖存的只有三哥。三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長輩。他比我媽媽大10多歲，20年代曾到日本留學，文史哲方面的造詣很深，寫得一手好書法。比起我有些“西化”的伯伯們，他身上“孔孟之道”的東西更深一些，在他家裡長幼尊卑的規矩也多一些。從年齡講，他比我伯伯們都大，在“五四”時代就是個少年了。反右前他在北京一所中學工作。被打成右派後，他失去了公職，被髮配到北京遠郊一家林場勞改。我三舅唯一的兒子也成了右派，在南方一個茶場勞改。
我舅舅隔一段時間會從林場回家探親，我媽媽去看他，有時會帶上我。他剃了個光頭，高高瘦瘦，背有些駝。有一個場面我總也忘不了，就是我媽媽和我舅舅老兄妹倆，坐在房屋的一角，在昏黃的燈光下輕聲說話。今天回想起這個情景，不知為什麼我會有些鼻酸。我舅舅父子二人成了右派之後，家裡斷了經濟來源，我舅媽只好變賣我舅舅心愛的古董字畫來維持生活。從那兒以後，我媽媽就每月給我舅舅家接濟，有時是她瘸著腿，坐著電車親自去送，有時是他家來人取，多少年如一日，“文革”中也沒間斷。我最近才知道，我媽媽接濟我舅舅家，是要經過組織批准的。他家來取錢的往往是我舅舅的兒媳婦，一個廣西鄉下的女人。丈夫成了右派後，她帶著三個孩子到北京投親，在一家街道工廠做工。小時候我對她經常不夠友善，就像一個富小姐對待一個窮親戚。她似乎見怪不怪，照樣大大咧咧地說著廣西味兒普通話。對她這樣身份卑微的人，他人的傲慢與輕視是生存中的家常便飯。
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衚衕裡一處一進的小四合院，是我從幼時起就常去的。他是房東，家住正房，三家房客分別住東西廂房和南房。鄰居們之間客客氣氣，彼此稱呼“您”，不像在新華社大院，對什麼人都是“你”。在新華社我管大人們一律叫“叔叔，阿姨”，在舅舅那兒我得叫“大爺，大娘”。大院和衚衕的禮節和稱呼是不一樣的，所反映出的社會秩序也是不同的。從這一點來講，大院生活也是對傳統市民生活的一個改造。舅舅家院子中央有一口魚缸，裡面遊著幾條金魚，這是北京人過日子的情趣。院裡有兩棵大棗樹，結的棗又脆又甜。每到秋天，我和弟弟就盼著舅舅家來人送棗。我看老舍、梁實秋寫老北京生活，“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什麼的，多少還有點兒熟悉親切的感覺，就因為我三舅家。
葉維麗的母親和舅舅20世紀90年代合影。就是這麼一個乾淨利落的小四合院，我眼看著它在幾年之內迅速敗落潦倒為“小雜院兒”。我舅舅成了右派後，他作為房東的身份不再被承認，房管部門塞進一家又一家住戶，房間不夠了就在院子中間搭棚建小屋，最後弄得連走路都無處下腳。原來後院是個園子，種些花草和蔬菜，讀魯迅寫的“百草園”，我想到的就是舅舅家的園子。園子裡後來也密密麻麻蓋了小房，搬進了人。
舅舅家小四合院的衰敗，成了他生活狀況的縮影。“文革”後我兩個伯伯的境況都大有改觀，但我舅舅家仍是一派貧敗光景。看來右派也是做得越“大”越好，如果是無名小卒，一旦被扳倒了，終生別想真正翻身。因為家庭政治原因，舅舅的三個孫子都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這是他心中最深的隱痛。
咱們這一代和上一輩真是很隔膜。從感情上，精神上，到學問上，都隔了厚厚的一層。我敬重我的舅舅和伯伯們，但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