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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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了。
你說到第一天上學的感受，我只記得在去學校的路上，碰到另一個女附中新生，她說她當過大隊長。女附中的學生在小學盡是大隊長、中隊長什麼的，我只是個小隊副。我當時心想糟了，那麼多大隊長在一起，一個個都那麼那個……
1955年10月4日，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少先隊員給來校參觀的蘇聯英雄卓婭的母親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佩戴紅領巾。後站立者為副校長鬍志濤。（新華社稿）馬：能幹。
葉：就是。但是後來是不是當過少先隊幹部顯得無關緊要了，一個新的標準出現了，就是家庭出身，這個變化太重要了。
中學的班集體給我留下的印象不深，也沒有再遇到像吳老師那樣既教書又教人的老師。咱們上中學的時候，社會上越來越強化“階級鬥爭”，老師們變得小心翼翼，從“舊社會過來”的老教師更是夾著尾巴做人。整個大的政治環境的變化，給我這個孩子的感覺，就是中學和小學的經歷涇渭分明。我對中學生活最深的印象就是“革命化”。
馬：說起革命化，我記得它當時是作為一個運動搞的。
葉：是當時城市裡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部分，我的印象裡在女附中叫“革命化運動”。“革命化”其實是咱們經歷的第一場政治運動。雖然沒有停課，但課外文體活動時間這時全部用來開會，班裡開，年級開，全校開。當時我上初二，頭一次經歷“運動”，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它的搞法跟小學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首先聲勢就不一樣，全校都動起來了，教室喇叭裡一天到晚就是一個內容，從四面八方包圍著你。
革命化當時也是整個社會的氛圍。“文革”前兩三年，農村有“四清”，城市裡也搞 “四清”，北京市的很多中學都搞類似革命化的運動，整個社會都在逐步動員起來，用現在的話講叫“熱身”。回過頭來看，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給“文革”作準備，而青少年是被準備的重點。當時的提法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小學的時候叫咱們“祖國的花朵”，還挺純真的，現在成了“接班人”，就不能鬧著玩兒了。
馬：我是積極參與革命化運動的。那時老說不能讓父輩們用鮮血打下的江山變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們經常念毛澤東的一段語錄：“今後的幾十年對祖國的前途和人類的命運，是多麼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二十來歲的青年，再過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歲的人。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每次讀到這段話，我都會熱淚盈眶，直到現在它都能使我感動。
“革命化運動”（2）
葉：我的感受和你的不太一樣。幾十年真的過去了，這個世界和當年要我們去創造的豈止天壤之別，而我們這一代人曾經那麼真誠地相信過，現在想起來讓人百感交集。
馬：當年這些提法激發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責任感。也就是那個時候，我開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幹部子弟”的意識，這是個值得一提的變化。在革命化運動之前，我不懂什麼是家庭成分。我上的是個衚衕小學，周圍有很多普通市民的孩子，我沒覺得自己和她們多不一樣。記得有一次填表，在“家庭出身”那一欄，我問爸爸怎麼填，他說填“職員”。現在我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幹部”出身，老實說，心裡挺得意的。
葉：小學的時候比誰家官大，家庭出身的觀念很淡薄。在我們學校官大的不僅僅是共產黨的高幹，高階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們的孩子也引人注目。到中學就不一樣了，民主人士不再吃香，“革命幹部”、“革命軍人”是最優越的出身。班上的同學都知道彼此是什麼家庭出身，因為那個時候老填家庭情況表，小學時沒怎麼填過。
我們學校在禮堂開過一次全校幹部子弟大會，這是頭一次這麼公開地把人按出身區分。每次在禮堂開會都要從教室帶上椅子去，全班走的時候桌子椅子稀里嘩啦響成一片。那次開全校幹部子弟會，班上大部分同學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動椅子時動作儘量輕，感覺有點兒不自在：平時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麼就這麼把人劃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時我們經常在一起進進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沒動，我走時心裡有些歉意。
那次會的內容無非是說我們這些無產階級後代對革命負有特殊的責任。我們學校有個副校長叫胡志濤，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中共的老幹部，說話富於煽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