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

第6部分 (第2/4頁)

的喜怒哀樂。“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農村的，又有多少農民覺得和他們有關係呢？

有的老鄉說話非常隨便，對很多事情不滿，說起來罵罵咧咧，要在城裡肯定能打成反動言論，一抓能抓一把“現行反革命”。他們卻不怕，說：“我們已經蹲底了（在社會底層），把我送進監獄我還能不幹活白吃飯呢。”老鄉知道他們作為農民是在社會的最底層，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因此他們比城裡人有更多的“言論自由”。

當然不是人人說話都口無遮攔。我們隊有個大後生——我們那兒管沒結婚的男青年叫後生——名叫貴山。他心靈手巧，樣樣活計都拿得起來，跟著他幹活他處處照顧你。貴山是富農的兒子，快30了還沒娶上媳婦。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長得很端正，他沒結婚顯然和“成分高”有關係。那幾年我沒聽說村裡開過批判“四類分子”的會，但對貴山這樣的人壓力顯然是有的。貴山說話很謹慎，從來不“胡說八道”。我們那裡並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體的氣氛確實比在城裡要寬鬆許多。

延安大生產時的老模範郝樹才向在南泥灣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贈送大生產運動時使用的钁頭。（新華社稿）

“兩個世界”的交叉：葉維麗的經歷（3）

作為城裡人，咱們在內心深處往往有優越感。在農村生活一段時間後你就會發現，村裡有很多非常聰明的人，而你自己並不高明，往往還很笨。有一次我和幾個後生一起澆灌菜園，水很快很猛地衝進園子，我還傻傻地站著不動。一個後生看我沒眼力價，就提醒我往乾地上站，別把鞋給弄溼了。他接著又說，其實幹什麼都是一樣，自己要先站在“乾地”上才能顧及別的。後來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況，會問自己是不是站在“乾地”上了。這就是從生活中學來的哲理吧？我們隊有個熬鹽的老漢，讀過一點四書五經，有時願意跟我討論什麼叫“仁”之類的問題。我知道多少孔孟？這種時候真讓我汗顏。

同時，我們在書本上、從各種宣傳中得來的政治概念，也不斷地在現實中受到檢驗。比如說關於“貧下中農”，總是說他們政治覺悟最高、品質最優秀。我們到村裡不久，大隊派了個老漢給我們做飯。他的形象樸實忠良，照一個女生的說法，“一看就是個貧下中農”。過了一陣，有個男生髮現，我們的黃米還沒怎麼吃，米口袋已經下去了一大截。黃米是細糧，很金貴。再一“偵察”，知道都是老漢一次拿一點，慢慢偷走的。這下知青們炸了窩，對老漢不依不饒；數那個說“一看就是貧下中農”的女生反應最強烈，最後老漢只好走人了事。其實在村裡，“偷”是家常便飯。糧食下來後堆在場上，不時聽說少了。每個隊都有專門“看青”的人，他們不下地幹活，到各處地裡轉來轉去防止人偷莊稼。其實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塊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來燒把火烤了吃。剛去村裡時，老鄉們對待“集體”的態度讓我很氣憤。不但偷集體是常事，在地裡幹活時，好心的小後生還教我如何偷懶取巧。時間一長我明白了，老鄉們並不“熱愛集體”。

我們那兒管下地幹活叫“受苦”，管好勞力叫“好受苦人”，我們知青幹起活來都還比較實在。到村裡不久，我就學會了用扁擔擔水。有一次擔水澆隊裡在遠處的一塊地，我一口氣擔了15趟，真把我累壞了。還有一次我們7隊和6隊在一起幹活。6隊有個老漢是個大能人，不但幹活是把好手，逢年過節還會耍獅子，在村裡威望很高。那天我幹活時他暗中在看。收工時他說了一句，“你會受苦了”，意思是我會幹地裡的活了。為他這個話，我心裡得意了好多天，到現在仍然覺得它是對我5年插隊生活的最高肯定。

“吃了嗎？”

葉：在隊裡，我交了幾個老鄉朋友，都是老實巴交的“老漢”。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漢特別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裡的一個家。老漢有胃病，臉色發烏，他有一家子人要養活，最小的孩子還在炕上爬。老漢的妻子——當地的稱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晉南，雖然嫁到上河西20來年了，可是仍然被村裡人看做是“侉子”，笑話她說話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漢家在村裡又窮又沒地位。遇上節日我到他們家去“吃請”，比如中秋節，別人家還能吃頓羊肉蘿蔔餡餃子，他們家頂多就是素餡餃子，但因為是白麵的，一家人都歡天喜地了。

馬：你在村裡幾年，農民的日子是越過越好呢，還是越來越不行？

葉：從收入來講，絕對沒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麵當做生活水平的一個指標，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們剛去的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