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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兒的人去內蒙古謀生。你說到雲南的青山綠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條件相對好的村子。我們村叫“上河西”，在當地是個大村，有300多戶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們村曾經很富，當年有個說法，叫“騎騾養馬上河西”，我們去的時候村裡的情況也比周圍其他村子要強點兒。從縣城到村裡30多里地路，中間要經過一條河，就是丁玲寫的那個桑乾河，冬天結著厚厚的冰。我們有幾個人從北京託運了腳踏車來，我是騎著腳踏車去的村裡，一路上顛得厲害。我們的車子不適合農村的土路，沒過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見當時我們對農村情況的無知。
50年代，山西雁北專區採梁山上的一個山村的田間風景。（新華社稿）剛去時我們分散住在老鄉家，後來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國家給每個知青200多塊錢安家費，安家落戶蓋房子，一年多後我們在村南蓋起了一排10間屋子，是請老鄉蓋的，男生幫工。房子蓋好後，我們決定不盤炕，從北京運來床板。老鄉看我們睡床板，總問冷不冷。我們那兒產煤，冬天屋裡生爐子，倒也不冷。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張當年的床板，幾次搬家都沒捨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館，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鄉爭有限的資源，不受歡迎。我們那兒地廣人稀，廣種薄收，我沒感覺老鄉不歡迎我們，當然也說不上多歡迎。我想他們是有點兒新鮮，也感到奇怪：這些城裡娃幹嘛來了？沒有什麼人把對我們進行“再教育”當真，說老實話，沒有幾個老鄉聽說過什麼“再教育”。 txt小說上傳分享
“兩個世界”的交叉：葉維麗的經歷（2）
我們村子算一個大隊，下面有9個生產隊，知青分散到9個隊裡，每隊三四個人，我在7隊。雖然是大隊編制，可是小隊核算，7隊算中等收入的隊，我是隊裡唯一的女知情，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唯一的女勞力。我們那兒已婚婦女不下地勞動，偶爾有幾個小姑娘去地裡也是連幹活帶耍。我和男人幹一樣的活，他們鋤多少地我也鋤多少地，我掙7分半工分，一個整男勞力掙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掙這麼多，不管你幹得有多好。我們當時沒覺得有什麼問題，可能也因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裡的“後援”，不指望這點兒工分活。我一年幹下來，年底分紅的時候，除去糧食錢、菜錢，也就能分到30來塊錢現金。在經濟上我們不能算真正獨立，這點比不上你們。
但是我們比你們自由。到村裡後我很快就發現，這兒的政治氣氛比在北京寬鬆多了。後來我不斷在心裡想，選擇插隊是做對了。村裡前幾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麼搞的我不清楚，但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沒有運動的氣氛了。當時的報紙上老說農村要“抓生產促革命”，怕革命衝擊了農業生產。農民不幹活和工人停產不一樣，農民要是不種地，大家都別吃飯了。
我們村“呂”是大姓，老鄉們說他們的祖上是明代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那兒集合來的山陰，還說他們的祖先是八仙裡面的呂洞賓。村裡曾經有個“呂祖廟”，我們去的時候這座小廟只剩下個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壞。一些老習俗仍然很有勢力，比如說輩分，輩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輩的人名字中間的一個字相同，一聽名字就知道誰是哪一輩的，在稱呼上嚴格遵照輩分來，年齡倒在其次。村長是個輩分很高的人，沒多少文化，開大會的時候打著官腔，連口音都變成他自認為的普通話，還愛搬弄報紙上的名詞，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們聽著暗暗發笑。開會常在晚上下工後，在小學校的操場上搭個臨時講臺，掛盞汽燈，村長一個人在上面講，底下沒幾個人聽，男人打瞌睡，女人說閒話，孩子們到處竄。城裡的政治到了農村，就變了味兒。
村子裡傳達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檔案時，老鄉們的反應特別有意思。他們說，林彪和葉群兩個人都是雙職工，他們怎麼還反毛主席？
馬：他們是什麼意思？
葉：在村裡如果一家能有一個人上班掙工資，吃皇糧，別人家就羨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兩個“雙職工”，那過的是什麼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還鬧什麼事？老鄉們關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怎麼能吃飽過好，他們看不出上層鬥爭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如果不是那時候已經在農村生活了幾年，我會覺得他們的說法愚昧無知、荒唐可笑。可幾年下來，我明白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如果一家有兩個雙職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還有什麼不知足的？城鄉生活的距離之大，使一些農民完全沒法想象“雙職工們”也有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