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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那些越來越離譜的說法我也有懷疑。有一次我們在校園裡勞動，抬黃土墊操場。我跟一個同學一前一後擔著個大筐，來回走了幾趟，越走土越沉，壓得肩膀疼。走著走著，前面的同學突然停了下來，說：“我剛才想起一段毛主席的語錄，突然覺得擔子輕了。”我心想“是嗎？”不以為然，當然沒敢說出來。
馬：我想她的話可能是真心的。當時社會上已經開始大學《毛選》，毛澤東思想精神變物質的說法越來越多了。有了毛的思想武裝，就能創造任何人間奇蹟。對她的說法我就不會懷疑。你能這樣質疑真不容易，我是整個地投入進去了。
葉：我不可能一點兒沒進去，周圍是那麼樣一個大環境，但就是心裡有些疑惑，感到自己跟不上趟兒了。
那一段革命化運動對我個人的重要性，怎麼估計都不過分。從那以後，我對待周圍事物總像個旁觀者，有疏離感，心存幾分懷疑，這種態度跟了我一輩子。但在當時那種革命調子越唱越高的形勢下，我又感到深深的自責，從十幾歲起就覺得自己是革命物件，得接受改造。我內心開始痛苦，這是小時候從未體驗過的。
我的情況並不是沒有人注意到。一個老師居然找我談話，說我的精神面貌太低沉，不像個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人。我心想都被看出來了。而且也不是他一個人覺得我“有問題”，團組織也發覺了。我成了我們班幹部子弟中極少數沒入團的人。在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下，入團是進步和革命的標誌，我們班幹部子弟基本上只要滿了15歲就會入團。你是什麼時候入團的？
馬：我是15歲生日那天入的團。可我們學校沒有幹部子弟一到年齡就入團的規定，那也太明顯的是特殊化了。
葉：我們也並沒有明文規定，可實際情況就是這樣，不管多不起眼的同學，只要家庭出身是“革命幹部”，滿了15歲就入團。誰入團了團支部就在黑板上宣佈，祝賀某某入團了，班上同學就都知道了。到了1966年春天，我們班十幾個幹部子弟幾乎人人都入了團。到了黑板上宣佈年齡最小的同學入團的時候，我的一個好朋友說我一看到黑板上那行字臉就紅了。我是感到被排斥了。說得輕鬆點兒，像別的小孩不帶我玩兒。說得嚴重點兒，就是不讓我進“革命隊伍”了。當時革命的壓力那麼大，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同學沒入團還不那麼顯眼，我這樣的，要是不入團，就有問題了。
我沒有入團，不是因為和團支部裡任何個人的關係不好，我和大家關係都不錯。我想是因為我“不追求進步”，不積極靠攏組織。我曾經跟一個同學開玩笑說，要入團還不容易，不就是寫幾份思想彙報嗎？可是我不寫，覺得那東西假。我們班有的同學為了入團，寫了學《毛選》的心得筆記，放在別人容易看到的地方。當然這樣的人大家都看不上，在底下議論她。她不是幹部子弟，要是幹部子弟也不用費那麼大的心機。我知道如果我想入，就是寫幾份思想彙報的事兒，但是我不想寫。
馬：別人都爭著革命，你為什麼會這樣？
葉：我也覺得我有點特別，後來想過是為什麼。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長在一個平等和民主的家庭。我爸爸媽媽從來就鼓勵我們發表自己的意見，這養成了我比較能夠獨立自由地去思想而不會受到斥責。在這點上我終生感激我的父母。其實我媽媽已經意識到了我和當時的革命氣氛有些格格不入，她開玩笑說我是“名士派”，從小我媽媽就喜歡給我起外號。
馬：什麼叫“名士派”？
葉：就是有些清高，對待事物保持一定的距離，不那麼投入。倒是我爸爸比較擔心，那段時間他常在飯後和我一邊散步一邊聊天，問問我的想法，但我並沒有感到什麼壓力。很多年後我才知道他當時很關心我的入團問題。
新華社大院的環境對我的“自由化”傾向也有影響。在五六十年代我能生活在那樣一個資訊相對比較豐富的環境裡是很可貴的，有些資訊你甚至可以反過來看。反修的時候，新華社辦了一個展覽，都是關於蘇聯的照片，目的是說明蘇聯變質了。那個展覽是開放的，誰都能看。我記得裡面有一張照片，題目是“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是一個年輕的美國鋼琴家在莫斯科郊外一個劇場演出後的情形，一些蘇聯姑娘很仰慕地看著他，臺上的地板上滿是散開的花束。照片的題目和畫面給人的感覺都很美，至少對我來說，它沒達到“反修”的目的。 。。
“革命化運動”（7）
我對待周圍事物的態度也和我的大家庭有關係。我雖然是幹部家庭出身，但因為親戚中伯伯舅舅們有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