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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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們很實際，誰家問題解決了誰就走，我父親那時已經“解放”了。我滿心歡喜，終於又能上學了！沒想到最後發通知的時候，別人的都來了，就是沒有我的。

我風塵僕僕走了30多里路到縣城去了解情況，沒人告訴我是為什麼，我只好專程回北京找北大的那個招生老師。他說：“是因為你的日記。”我一聽完全蒙了，“我的日記”？！後來才明白，“文革”時我父親部門抄我們家，順手拿走我的日記，我居然多年來毫無察覺。這本日記被我父親的“專案組”做了一個“反動日記”的“結論”，跟著我來到山西，和我的檔案一起放在公社辦公室，在關鍵時刻“浮出水面”，成為我那年沒能上成大學的原因。後來我父親多次跟我說，若不是他在抄家前早已把最“尖端”的部分撕掉，我有可能因為這本日記而坐牢。

1973年政治氣氛比較寬鬆，有中央檔案說要清理檔案中的“黑材料”，這本日記才被從檔案裡拿出來退還給了我。我拿在手裡一看，它不知被多少陌生人翻閱過，上面有髒兮兮的手印，還有劃的紅線和夾的紙片。這本日記不光寫著我在“文革”初期對中國政治的看法，還寫著我在十三四歲少女時朦朦朧朧的感受。拿著這本日記我突然覺得它很髒，像一個久不見面的被人強暴了的老友，後來我覺得被強暴的就是我自己，我在心裡用了“強姦”這個詞。我請媽媽把它收起來，再也不想見到它。

日記的問題解決了，1973年夏天我又爭取上大學，那一年我走成了。臨走之前我去找村團支書，他是我們隊的大後生，叫“布鎖”。我說，布鎖，我要入團。布鎖給了我一張申請表，我填好了交給他，就算入團了。團組織平時沒有任何活動，要不打聽我都不知道老實巴交的布鎖是書記。要回城了，我隱約覺得需要一張“團票”，後來我發現我的直覺是對的，這個做法太有必要了。

這時候村裡知青差不多都回城了，偌大的知青院冷冷清清，沒有了往日的喧譁。我們一排10間屋子，開始的時候三四個人住一間，這時一個人住一間還綽綽有餘。早幾年我們在院子裡種過菜、養過豬，這時院裡長滿了沒膝的野草，一派荒蕪。走的時候隊裡派了一輛大車送我到縣城去坐火車，我一直衝著村子的方向坐著。我們村對面遠遠的有兩座大山，一座叫饅頭山，一座叫草垛山。老鄉的解釋是，“人有饅頭，牲口有草垛”，多麼實際。後來越走越遠，看不見村子了，我就望著遠方的山，心裡在想這些年來什麼都沒為老鄉做。我帶著這種深深的歉疚離開了上河西。

當時沒有想為什麼我們知青能走，而老鄉就得鎖在土地上，沒去想這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城鄉不平等。我在外村搞“一打三反”的那年冬天，認識了村裡的小學教師。他是本村人，很聰慧，我們很談得來，分別的時候兩人都覺得有一些話沒有說出來。我感到一種很朦朧的東西，觸到內心深處，我對村裡那些“門當戶對”的男知青沒有那樣動過心。後來他專程到北京看過我，那時他已經結婚了。我們的情誼是註定沒有結果的。說到底，我們不屬於同一個世界，中間隔著深深的鴻溝。

90年代我曾兩次回村。第一次是自己回去的，第二次是和幾個同村知青一起回去的。高典老漢已經不在了，高典老人得了中風，行動不便。第一次回去是搭便車，在村裡待的時間很短。在短短的時間裡，高典老人的孩子們七手八腳，端出了一桌有模有樣的飯菜，有餃子，有熟肉，甚至還有啤酒，這在當年完全不可想象。高典老人家在村裡屬於中下等收入，看起來老鄉們的生活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有的家庭甚至有了電冰箱和電視機。也見到了“老懂”，他已經從後生變成了老漢。他文縐縐地對我說，“你回到第二故鄉了”，弄得我眼眶發熱。問起來日子過得怎麼樣，他說：“我們生活在石器時代。”我聽了有些驚訝：為什麼老懂會這麼說？要說“石器時代”，我們在的時候離那兒更近呀。後來我反覆琢磨，是不是因為比較的引數變了：當年僅僅跟幾里外的鄰村比，現在開啟電視一看，美國人、歐洲人過的什麼日子！再看看自己，就成了“石器時代”。。　最好的txt下載網

“歌唱動盪的青春”（5）

又過了幾年，我第二次回村。那次和別的知青一起在村裡住了幾天，發現村裡變成了“動物世界”，滿村跑的雞、鴨、鵝和大牲畜，到處是它們的糞便和飲水的水塘，人沒有下腳的地方。老鄉致富的主要手段是養奶牛，8裡外的山陰城建了個奶粉廠，生產“古城牌”奶粉，據說在北京都有賣的，廠裡每天早上來人到村裡收購鮮奶。富裕的人家養著七八頭奶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