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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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住的房子高大寬敞。村裡到處都是新建的房屋，東一處，西一處，似乎毫無規劃。原來村裡還有個可以被稱做“社群中心”的地方，在“呂祖廟”的附近，是一片空曠的場地，有個舊戲臺，開個會、看個露天電影什麼的都在那兒。下了工，如天色還早，有些男人也喜歡到那兒圪蹴，抽袋煙，說說話；待嫁的女兒們，也會在那兒來回走走，炫耀她們的新衣。現在在村裡轉來轉去，不但找不著下腳的地方，也找不著“中心”了。原來大隊有個辦公室，裡面有部手搖電話，還有過期的報紙，聽說現在村裡連個辦公室都沒有了，村委會還欠了村民們好幾萬塊錢。但村支書家很排場，不睡炕了，裡屋擺著一張漂亮的席夢思床。我們幾個開玩笑，說是三星級賓館的規格。村裡“先富起來的”有兩種人：幹部和“能人”。
1997年原來在上河西插隊的知青回村留影。左三為當年的生產隊大隊長，左四為作者。右一的房子是當年作者居住的房間。我們到當年的知青院去“憑弔”。院牆已經不見了，10間屋子只剩下兩間，恰恰有我曾經住過的一間，東倒西歪，破敗不堪。俱往矣。
多少年後，考古工作者如果想找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插隊知識青年”的物質遺蹟，恐怕會有難度。上山下鄉的“大潮”退去之後，“沙灘”上留下了些什麼？我們的“非物質遺產”呢？
當年的大隊長老蔣，現在一口牙沒剩下幾顆。老蔣中專畢業，“三年困難時期”返鄉，是村裡的知識分子。他說每次報上刊登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單，他都在上面找上河西知青的名字，覺得男生裡面一定會有人當上了大官。並沒有。
老蔣一直把我們送到縣城岱嶽。在飯館吃飯時他喝醉了，說了很多話。他大罵現在的村幹部，說他們欺上瞞下，貪汙腐敗，一點兒也不給老百姓辦事。還說分田到戶的小農經濟已經走到頭了，再走下去，從生產到生活也不會有太大的提高。從他的話裡，我感到他對“共同富裕”的理念還有一份執著。他希望我們對村裡下一步該怎麼辦出出謀、劃劃策。沒有一個人接他的話茬兒。
老蔣又跟著我們到了火車站。火車開動了，站臺上只剩下老蔣一個人，他向我們擺手道別，他單薄的身板離我們越來越遠。和1973年離開村子時一樣，我感到深深的歉疚。
我們回村找尋的，是自己逝去的青春。我們並不真正關心在那塊土地上生活的農民和他們的命運。說到底，還是兩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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