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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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各處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城市知青“部落”。現在文藝作品描寫知青生活，不是寫怎麼“革命”，就是寫一些人怎麼偷雞摸狗。其實當年的生活有各種形態，年輕人也總要想方設法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當時的社會也不是鐵板一塊，可鑽的空子很多。“文革”時代充滿了悖論，一方面集權政治似乎無處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著大量“邊緣地區”。我們在雁北就身處邊緣，遠離了政治中心。應該說，那時中國社會的活力在“邊緣地帶”。當然我們那樣做，也因為我們處在青春躁動的年齡。

再進一步想，我們的所作所為，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與我們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義”教育重新“接軌”：讀19世紀歐洲小說，唱外國民歌和“文革”前“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傳統的“迴歸”。有一年夏天“掛鋤”期間——我們那兒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擋叫掛鋤：地裡沒什麼活可幹了，就等著莊稼的最後成熟——我和一個在雁北大同縣插隊的中學同學一起去找在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插隊的同學玩。在那兒我們聽說，內蒙古很多老鄉家裡都有手搖唱機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舊”，並沒有掃蕩到這裡。一天兩個北京男知青在一個蒙古包聽到了久違的《讓我們蕩起雙槳》，當下兩個漢子不能自已，相擁痛哭失聲。

我聽了淚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復。過後我想，為什麼一支童真的歌曲，會在我們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劇烈的震盪？因為它喚醒了我們童年善良和美好記憶，撫摸了我們因為“文革”變得粗糲的心靈，激起了我們心中的溫情和傷感。用一個“老三屆”的話講，咱們這代人對《讓我們蕩起雙槳》有戀母情結般的情感。其實嚴格地講，這首歌最初是為比咱們大七八歲的人寫的。它之所以成為咱們這代人的歌，是因為咱們和它有著“失而復得”、一言難盡的關係。

插隊時，同村知青去南山遊玩的照片。左二為作者葉維麗。話又說回來，我們當時那麼做也是“逃避現實”。讀托爾斯泰、司湯達，聽###、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這些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一點兒“不搭界”，這樣做是不是也表達了我們對得不到的東西的嚮往？有一年夏天我們去離村裡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一路上野景怡人，有個男生說：“咱們是澳大利亞旅遊團。”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澳大利亞”遠在天邊，“旅遊”是多麼奇怪的概念！人有時候得在想象中生活一下，就像我們隊的小後生想象城市裡的生活一樣。

1969年美國人成功登陸月球。這條訊息和一幅小照片登在《人民日報》一塊不顯眼的位置上。別人看完了報紙，隨手扔在我睡覺的炕蓆上，我也拿起來看了看，當時沒有特殊的感觸。世界上發生的絕大多數事情，都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很多年後，我看了一部當年的紀錄片，裡面美國宇航局的地面工作人員歡喜若狂、相擁而泣的鏡頭也感動了我。這時我想起來，我那時正每天頭頂太陽、背朝黃土在修理地球。

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近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況，我會想到“苦難”。由於在農村那幾年的生活，“苦難”的感覺變得真切，因為我自己也嚐到了一點兒，雖然沒有那麼深，也沒有那麼久。如果我讀到什麼東西和這個題目有關，就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鳴。沒有插隊那幾年，我不會是今天的我，我的情感會很不一樣。“人民”對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們是我曾經朝夕相處的鄉親。直到今天，提起上河西我會脫口而說“我們上河西”。無論走到天涯海角，我知道在中國有一個村子是“我的”，這使我感到我的雙腳踩在大地上。我初到村子的時候18歲，離開時23歲。從年齡來講，我一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是在上河西度過的。。　最好的txt下載網

“歌唱動盪的青春”（4）

一方面這樣的經歷給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又不願意永遠呆在農村，這就是矛盾。在村裡的頭兩年，我眼見親手種的幼苗長成莊稼，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悅：這是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來的財富。但後來年復一年，日出日落，重複同樣的勞動，生命好像停滯了，浪漫的情懷逐漸消失，我在心裡常常問這樣的日子何時是頭？

在農村待的時間越長，我對學習的渴望就越強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好像什麼東西在心裡燒，讓我焦躁不安。1972年曾經有過一次上大學的機會，那時大學剛剛開始恢復招生，一位北京大學的招生老師來到村裡，認真召開了兩個會：貧下中農代表會和知青會。兩個會都推薦了我。我們隊的老漢推薦我是看我幹活“實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