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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資本投在這些用途，那麼這些用途利潤的降低，與其他各用途利潤的提高，馬上會讓他們改變這種錯誤的分配。不用法律干涉，個人的利害關係與情慾自然會引導人們將社會的資本儘量按最適合於整個社會利害關係的比例分配到國內所有不同的用途。
亞當·斯密將自然規律與自然秩序當做首位的東西，並指出，在社會領域，儘管自然秩序高於人的理性，可是它又必須透過個體經濟人的理性才能得以實現。從自然秩序出發，全社會有一種自然且合理的分工秩序。所以，任何一個個體的人都在這樣一個整體的自然秩序中佔有獨特的位置，發揮獨特的作用。只要每個個體都儘量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來追求自身財富的最大化，整個自然秩序也就勢必隨著水漲船高而達到整體最優。這就是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理論的原理。
亞當·斯密經濟理論研究的出發點是分工和交換學說。他指出，分工是提高生產力、發展與增進國民財富的主要途徑和主要因素。亞當·斯密認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成就、技巧與判斷力，好像都是分工的結果。在他看來，分工是從人的交換本性產生的，它可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這是其優越性之所在；它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這是其缺點之所在。亞當·斯密只看到分工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但是卻忽視了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也促進了分工的發展。
亞當·斯密首次較為系統地論述了勞動價值論，這是其理論體系的基礎與核心部分。亞當·斯密指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國民每年的勞動，原本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所有生活必需品與便利品的來源。從勞動的一般抽象意義上來講，這是非常大的進步。這讓他更為便利地對生產勞動部門和非生產勞動部門進行了劃分，也為勞動價值論的創立提供了條件。
另外，在政治經濟學史上，亞當·斯密還首次區分了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並指出兩者是不一致的。在他看來，後者是特定物品的效用，前者卻是指因為佔有某物而具有的對別的商品的購買力。物品交換價值的大小和它的使用價值沒有關係。交換價值並非由使用價值而是由勞動決定的。衡量任何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是勞動，任何部門的勞動都會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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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經濟應讓“看不見的手”來調節（5）
亞當·斯密的價值論也充滿了矛盾，他將勞動價值理論和別的價值理論混雜在一起，導致了價值的二元論。這是由於受階級立場與眼光本身所限制造成的，在政治經濟學形成初期，這也是不可避免的。
亞當·斯密自相矛盾的理論常常成為其後學者互相爭論的起點，也成為其後各種學術流派最早的思想來源之一。亞當·斯密價值論中正確的價值規定被李嘉圖繼承並且發展，被提升到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無法逾越的高度，並且最終為馬克思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提供了理論源泉，而他的種種庸俗成分，就被庸俗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與流派所承襲、發揮，演變成種種庸俗、充滿辯護性的價值理論。
亞當·斯密的貨幣理論代表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貨幣理論的最高成就。他明確提出，貨幣是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逐漸從“很多種類貨物”中分離出來作為“共同衡量的標準”或者“共同的價值標準”。亞當·斯密不但肯定了貨幣的商品性質，而且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堅持其商品性質，這是他貨幣理論獲得成就的關鍵。不過，亞當·斯密並未深入分析商品的內在矛盾，沒能揭示價值的貨幣形式和商品矛盾之間的聯絡，所以沒能夠揭示商品轉化成貨幣的真正原因。他指出：“金銀價值對別的貨幣的比例，決定於一定數量金銀上市所需勞動量對一定數量別的貨物上市所需勞動量的比例。”亞當·斯密還區分了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價值標準的職能，指出價值尺度為“價值的自然標準”，價值標準為“數量的自然標準”。除此之外，在信用貨幣理論方面，亞當·斯密也頗有建樹。他研究了信用貨幣的基礎、形式和作用。馬克思就表示：“亞當·斯密有關信用貨幣的觀點是獨創而深刻的。”
亞當·斯密在經濟學上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相傳在《國富論》出版12年後的一天，還是海關官員的亞當·斯密應邀去一位公爵家裡做客。客廳裡坐著的幾乎是掌握著英國經濟全部命脈的王公貴族和商界巨賈，而且英國當時的政府首相皮特先生也在其中。而在亞當·斯密步入客廳時，原本散坐四處、談笑風生的紳士們，立即停止了話題，大家紛紛站起向他致意，亞當·斯密不好意思地說：“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