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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賄賂底進行中,也有幾次特別的趣事。一位知縣底賄賂送來,居正拒絕了,知縣認為嫌少,便設法加添。經不起再來一次拒絕,他索性借上一條玉帶,一併獻上。居正覆信說:往者別時曾以守己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蓋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己之節。而執事乃屢卻不已,愈至愈厚,豈以區區為嫌少而加益耶?至於腰間之白,尤為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趙。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勵焉。(書牘七《答傅諫議》)
這僅是小小的誥誡。還不嚴重。最離奇的是一位鄖陽巡撫。他在解任以後,到處活動,聲名已經不佳,偏偏又活動到居正門上來了。這是一件笨手笨腳的事,居正怎樣提出呢?他只有開一次頑笑,說道已經給吏部提起,但是吏部因為空氣不利,只有極力避嫌,不敢起用。說過以後。居正更重重地教訓一頓:僕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己,雖越在萬里,沈於下僚,或身蒙訾垢,眾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為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為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饋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而又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難卻,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為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闔門養重,靜以俟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為,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厚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於廷,以明己之無私,則僕既陷於薄德,而公亦永絕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書牘七《答劉虹川總憲》)
這次居正底地位真是尷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數責。所謂“委之於私家,陷之以難卻”,也許是指送到江陵張文明底手裡,但是這只是懸想,沒有證明。
文明是一個放浪不羈的人,居正當國以後,當然增加文明底威風。萬曆初年御史李頤前往廣西,路過江陵,看見文明氣焰太大了,和他頂撞一下,居正便取消李頤底御史。居正不是不曉得文明底放恣。他說過:“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憑勢凌鑠鄉里、混擾有司者,皆不能制。”(書牘五《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情託》)在“子為父隱”的社會中,居正只能這樣說,但是文明底放恣,已經顯然。參與這一切的有居正底弟弟,有他底兒子敬修,也有他底族人子弟。萬曆二年,居正說過:“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混,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書牘六《答總憲廖春泉》)這裡透露族中底情態。至於僕役底橫肆,在書牘中看到的更不只一處。
從這許多方面看來,劉臺所稱“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又稱居正“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這是明代的風氣。在腐化的空氣中,居正曾經和兩廣總督劉堯誨談起:尊示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為要論,顧積習之弊。亦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然,殆同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偽也。屢擬嚴旨,獎廉飭貪,欲庶幾以身帥眾,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嘗絕也;鑽刺之門,未嘗墐也,雖饗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於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冥頑弗率,重懲勿貸,至於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書牘十一《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人是畢竟不免受環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氣中,或即生在這個空氣之中,而沒有那樣的父親,也許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會有更大的成績。
居正當國以來,整頓財政,到現在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在他整頓的時候,追比田賦積欠,每年帶徵三成。納稅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當然認為負擔太重。萬曆三年,居正底門生,御史傅應禎疏稱“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促倍嚴,致流離接踵,怨諮愁嘆,上徹於天。”這是一種讜論。在應禎上疏的時候,居正當然有許多不快,但是到了萬曆四年,他知道財政方面,已經穩定,同時他也看清賦稅方面,有改革底必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