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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了。
最後，我還要感謝《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誌社，使我在任職該社期間能有許多時間用於寫作本書；新世界出版社的陳休徵接受了出版本書英文版的任務並耐心地等待它的完成，該社的林黎明和其他同志在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同我一起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
以上我只舉出了一部分機構和人士，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我對其他不及列名的機構和人士的感激之情會比對他們稍遜。
在寫作本書的十年中，在我自己的家人中，我得到了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我們共同生活了40年，她和我一樣也在宋慶齡手下工作過）以及現在的妻子、在宋慶齡創辦的《中國建設》的老同事黃浣碧的耐心合作和毫無保留的支援。
不論是哪一種文版，我都要為本書的中文譯者、我的老同事沈蘇儒和日文譯者、前面已經提到過的久保田博子夫人致特別的謝意，因為他們兩位“超越了本職工作的範圍”，訂正本書英文原稿上的若干訛誤，提出改進的建議，從而在總體上為本書所取得的一些優點作出了貢獻。
至於本書存在的缺點，那完全是我的責任。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1991年12月於北京
中文版序
在這篇序言裡，凡在總序中已說過的我就不重複了，我只特別指出幾點。
這本傳記，同已經出版的中文宋慶齡傳記比起來，更多地依據和引用了宋慶齡用英文所寫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於用書面表達的文字。這些作品不僅有文章（它們多數已都有了中文字，不論最初是用什麼文字寫的），還有幾百封信件，有寫給外國人的，有時也有寫給中國人的，如廖夢醒及其他人。我還利用了許多——可能多於中國讀者過去已知的——外國人的著作，這些人在宋慶齡一生中不同的時期認識她或觀察過她。
這不只是簡單地一個文字不同的問題，而是為了在一種特殊的背景——國際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來描繪出宋慶齡和她的時代的圖象。在宋慶齡身上，國際主義和二元文化思想總是同愛國主義密切結合的，後者是前兩者的永恆基礎。
愛國主義——熱愛和尊敬她自己的國家和人民，這是她的堅強和永生的根，不僅表現在她的政治立場和行動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個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樣一種民族自尊心，使她既無民族自卑感、又無民族優越感——前者是愛慕所有外國的東西，認為中國事事不如人；後者則是誇耀所有中國的東西，對一切外國東西都不屑一顧。作為一箇中國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國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國昌盛併為此而奮鬥。從少女時代起直到暮年，她對中國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識的高峰，始終滿懷信心。她是民主的——從這個詞的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對她來說，國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僅是指某些社會上層（雖然她自己出身於社會上層），而是廣大的勞動大眾。
她親身參加了中國革命的幾個階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關頭堅定不移，在勝利中同慶共樂，但始終意識到前面的道路漫長。長期的經驗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堅信中國——世界也一樣——的未來是社會主義，而在中國，取得進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不是空洞議論，而是她幾十年來歷經風雨用行動所顯示的事實。
正如她在一切經驗中對革命的信念從不動搖一樣，她對知識所賦予的價值也是從不動搖的。她深信，未來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進的知識來鑄造的。
她是為婦女充分參與共同事業的權利和職責而奮鬥不已的戰士。
她最深切的愛和關懷在於兒童，為了他（她）們的身心健康、為了他（她）們的教育，使他（她）們成為來之不易的進步的自覺繼承人和未來的充滿信心的建設者。
談到現代化，宋慶齡無論就其內在或外表來說，都是一位真正的現代中國人——她在少女時代是這樣、在整個一生中是這樣，而且我敢說，在這一代人以及以後的無數代人中，她仍將被認為是這樣。
這些就是我想要告訴讀者——特別是年輕的中國讀者——去認識和了解宋慶齡的理由。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
1991年12月於北京
第一章 青年時代：美國，1907—1913年
在本書所選用的照片中，有一張中國姑娘的大學畢業照，面容堅毅、眼神深邃。她就是1913年獲美國威斯里安學院學士學位的宋慶齡。後來，她成為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革命先行者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