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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詢到的材料的範圍之內，盡了我的最大努力，使宋慶齡真實生動地出現在所有讀這部書的人的面前。
現在簡述一下我的寫作原則。
讀者將會發現，在本書中，凡是宋慶齡的直接引語，沒有一句是不出於她的口或筆的。如果是推測或解釋——有時有必要這樣做——那末就說明是推測或解釋。我認為在傳記（不論如何通俗或非學術性）和歷史小說或歷史劇之間應該有明確的區別。歷史小說或歷史劇也是一種有價值的形式，但那是一種不同的形式，允許有想像出來的談話和情節，甚至可以創造出一些次要的人物，只要他們符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和歷史條件。就傳記而言，除了作為兒童讀物的故事書或者因為年代過於渺遠而很少或全無原始資料，這樣的作法是不容許的。
我稱本書是一部通俗的傳記，意思是說，我盡力避免使用學術性的寫法和用詞，並且避免在每一頁上都是滿滿的註釋，影響一般讀者的閱讀。對那些需要看這樣的註釋的人，所有的材料來源、參考資料和說明（除了早已為眾所周知的事實之外）都在正文之後可以找到。有關她的史實，存在著一些空白點。很多材料已經散失或被毀了。當宋慶齡對我說，她會把她所有記得起來的事情全部提供給我時，我們都不知道給她留下的時間已經非常短促了。結果是，本來有些小問題她本人只須花幾分鐘就能說清楚的，現在要用幾個月的功夫進行研究，才能弄清楚；還有一些問題至今尚未弄清楚，另有一些問題很可能永遠無法弄清楚了。除少數例外，凡關於她的官方檔案或家庭（如宋氏在海外的姊妹兄弟的家庭）收藏的史料，我都未能見到。這增加了我的工作的難度，自然也增多了本書的缺點。在這方面，我還應該提到，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寫作傳記，而七十歲以上顯然已不是開始這樣做的適當年紀了。
我希望本書對那些還不認識這位偉大女性的人能有助於增進對她、對她的時代、對她的國家和人民的瞭解和理解。我也希望本書能有助於為更多更好的介紹宋慶齡的著作的出現修築道路——這樣的著作是一定會出現的，不僅在我們這一代人、並且在未來的許多代人中間。如果本書對於有人想要丟擲一些有關宋慶齡的不負責任的或懷有惡意的東西起一點阻礙的作用，那當然也是再好不過的了。
在過去幾年收集材料的過程中，許多機構和人士給了慷慨的幫助。我衷心地感謝所有這些機構和人士，但為了不使這篇序言長得過分，我不能在這裡—一指名道謝。但在註釋中，所有來源都是作了具體說明的。
我必須在這裡特別提到的機構有：北京的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和宋慶齡故居；上海的中國福利會，上海孫中山故居、宋慶齡故居和陵園管理會，上海市檔案館；廣州市文化局；孫中山原籍廣東省中山市孫中山紀念館；宋慶齡祖籍海南省文昌縣宋慶齡基金會。
在日本方面，我要衷心感謝宋慶齡日本基金會及該會常務理事和事務局長、長期潛心研究宋慶齡的學者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也是本書日本版的譯者）；感謝孫中山的忠實朋友宮崎寅藏和梅屋在吉的後人宮崎艹路艹冬和宮崎千代以及小坂哲郎和小坂珠訪子（主和子）他們家庭收藏的有關孫中山和宋慶齡的信件和其他史料十分豐富，極有幫助。這些珍貴資料歷經這個世紀中頻仍的戰亂而仍被細心地——並且奇蹟似地儲存下來，這件事的本身就是日中兩國人民之間忠誠持久的友誼的證明。
在美國方面，我要衷心感謝已故的馬克斯·格蘭尼奇（並承伯莎·陶布協助），提供了在一個長時期內宋慶齡的信件；紐約市立大學思派亞學院A·湯姆·格隆菲爾德教授，主動地從他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時間來尋找和影印很有價值的材料給我；西喬治亞學院的喬納森·戈爾茨坦教授，為我增添了宋慶齡在梅肯市上大學時期的史料；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魯克夫人，使我得以瞭解一些史迪威將軍家庭的情況並利用收藏在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史迪威日記。
在中國，我曾訪問過許多人，其中有：已故的廖夢醒，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保衛中國同盟的老同事；張彥，他是《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誌社前第一副總編輯，讓我分享了他訪問宋慶齡母校美國喬治亞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學院的成果；傅伍儀和張愛榮，她們也曾由宋慶齡基金會派赴美國訪問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已故的章克，告訴我他在1927—1929年同宋慶齡在武漢、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時的寶貴的回憶（還有中國紅十字會的顧錦心，她告訴我關於章克的一些事）。另外就恕不一一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