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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友好＇
中蘇友好是宋慶齡一直致力的事業。在兩國執政黨之間的聯結紐帶之外，她象徵著由孫中山和列寧所締造的中國反帝民主革命同蘇聯之間的歷史性聯絡。整整一代的中蘇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況下，她始終維護這一聯絡。在全國性的中蘇友好協會在1949年成立時，她任副會長（劉少奇任會長），1954年後任會長。
多年以來，許許多多蘇聯代表團——官方的或文化界的——幾乎都要去拜會她、向她致敬，有時在北京、有時在上海。
1951年，她榮獲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這項獎金的委員會派了兩位著名作家——蘇聯的愛倫堡和智利的聶魯達於1951年9月到北京來授獎。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隆重的授獎典禮，劉少奇、周恩來和其他許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舉行的日期是很有歷史意義的“九·一八”紀念日——20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強佔中國的東北，開始了對中國的武裝侵略，但隨著歷史的迅速發展，現在的形勢已完全不同了。宋慶齡在受獎後的答詞①中反映了這一巨大的變化，並像她慣常做的那樣，既回顧又前瞻：
①《在“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授獎典禮上的答詞》（1951年9且18日），《為新中國奮鬥》，第303—308頁。
“我是以中國人民的一個代表來接受這個獎金的，中國人民……曾經看見他們自己的和他們鄰邦的土地不止一次被戰爭所蹂躪。我是以這樣一個民族的一分子來接受這個獎金的……他們已經嚐到解放的歡欣、全國的統一，以及史無前例的和平建設事業的巨大發展……”
她在談到中國人民需要並希望得到“一個長久的世界和平的環境”來進行建設之後指出，由於美國在朝鮮進行戰爭並迫近中國邊界，和平正遇到威脅。
“由於我們衷心需要和平，我們也充分證明了我們具有保衛和平的決心和勇氣……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充分表現出……我們抵抗帝國主義侵略時的剛毅堅定、力量無窮，表現出當我們領土遭受威脅時的同仇敵汽，隨時抗擊。”
她接著讚揚中蘇友誼，譴責美國自以為有權在全世界發號施令，卻到處遭到抵制。她指出，許多事實證明，“美國人民正和全世界人民一樣是要求和平的”，他們“急切希望朝鮮戰事的結束”。
她最後說；
“斯大林告訴我們，在這樣的時候，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民把保衛和平的事業擔當起來，我們依舊可以避免這可怕的危險……我們必須把這個真理化為行動。我們必須不分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組織對世界和平共處的信念的廣泛的贊助。如果全世界的普通男女……團結一致，要求用誠意的談判來代替用武力’來解決國際間的紛爭，那末我們就不會有戰爭。”
她對於獲得這一崇高榮譽是很激動的。像經常發生的那樣，她在場面很大的官式場合發表講話時，外表雖然平靜，內心卻是非常緊張的，事後總想要透過一些隨意的私下交流來輕鬆一下。她在這次典禮之後給本書作者妻子邱茉莉的信上說，“我當時感到有點神經質，不知所措。但當這場艱苦的歷程結束、別人接著講話的時候，我就在人群裡用目光尋找一些特別好的朋友。在左邊那幾排裡，我看到了你的美麗的面龐和艾培（對本書作者愛潑斯坦的暱稱）容光煥發的微笑——這就足夠使我完全安定下來了。”①
①宋慶齡致邱茉莉，北京，1951年9月28日。
這筆獎金是10萬盧布。她簽收後立即在匯款單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贈中國福利會作婦兒福利事業之用”。①
①獎金是由蘇聯外貿銀行於1951年9月5日開出的一張支票支付的。宋慶齡在支票背面上端用俄文簽名，下面直行書寫批示並再用中文簽名。影印件載《宋慶齡偉大光榮的一生》（畫冊）第123頁。
50年代後期，她兩次訪蘇。從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中，每逢蘇聯十月革命節和其他重要節日（包括《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2月14日簽訂後的週年紀念日），她都要拍發賀電，電文在兩國報紙上都廣為刊載。從1949年到1965年，她還寫了五十多篇文章。闡述兩國友好的傳統和意義。
她的努力使中蘇友好的旗幟繼續飄揚。事實上，在中蘇保持友好親密關係的時候（從社會主義力量的團結以及兩國漫長的邊界來看，這無疑對雙方都有利），某些緊張的因素從一開始就存在。當時仍使雙方不快的一點是：在1949年初蘇聯既不贊成人民解放軍渡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