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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以最後逐出國民黨，也懷疑它有無能力完成這個任務。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現在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但是否就應該一切聽從蘇聯的意見或者擇善而從？為了避免把宋慶齡捲入這些紛爭（這種情況無益有害），所以在成立中蘇友協總會時，劉少奇親自擔任了會長（他可以同蘇聯黨政的最高層打交道），而由宋慶齡為副會長。直到60年代中蘇爭端公開，劉自己才把這些情況向宋作了解釋。①
①本書作者1987年4月24日訪問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時的談話。
1961年，當中蘇關係已很緊張的時候，宋慶齡在《中國建設》和《人民日報》發表的重要論文①，仍然強調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重要性。
①宋慶齡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是人類的希望》，載《人民日報》，1960年11月6日；外文稿發表在《中國建設》各外文版上，1961年第1期。
此後，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衝突日趨尖銳。矛盾的核心是中國革命者經常最敏感的老問題——要求國家之間的平等，絕不容忍外國的控制（不論是什麼人）。造成這種敏感心理的歷史原因是很清楚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整個鬥爭過程就其國際意義而言可以稱之為“爭取獨立的百年戰爭”。任何人忽視了這一點，就不可能同中國保持和諧的關係。
但蘇聯政府在經過了一個以援助為主的時期之後——當時沒有別人援助中國，所以中國對這種援助加倍地感激——就想運用多方面的壓力，企圖把它的意志強加給中國。它撤走專家和收回建設工程圖紙，停止供應裝置、零件和石油，甚至迫使中國償還抗美援朝中供應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武器裝備的費用，而志願軍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陣營在前線浴血犧牲的。到了這時，宋慶齡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感到非常憤慨，特別是對於發出這些號令的赫魯曉夫。
1961年末，她在給本書作者的信上說：
“我覺得在（中蘇）關係上出現的曲折將是長期的、痛苦的。赫魯曉夫肯定不會對我們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槽。”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1964年，在赫魯曉夫被攆下臺之後，她寫道；
“你有沒有……聽說這個老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名字）正在寫自我檢討？我不大相信，因為他不是那種會認錯的人。”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第二年夏天，她給本書作者（剛從外地參觀工廠回來）的信上說：
“我猜想你一定聽到許多有關‘老大哥’（50年代中國對蘇聯的稱呼）到處欺騙中國的事情。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至少是一個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會幹出這種事來，真是使人火冒三丈。看來應該讓人們知道這些事情。”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但即使在義憤填膺的時候，新中國——以及宋慶齡——對建立了蘇聯的十月革命的看法從未改變。在後來幾年中，儘管中蘇兩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壞，她每逢十月革命節仍要打電報給中蘇友協的姐妹組織蘇中友協（總部在莫斯科），表示祝賀，並且每封賀電總要提到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勝利的意義。對於蘇聯在航天事業上的每一個成就——從1957年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1961年第一位宇航員加加林少校上天及以後的進展——她都表示祝賀，因為她認為這些成就不僅說明蘇聯科學技術的先進地位，也“有力地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在核武器問題上，她非常熱烈地讚揚蘇聯1958年單方面停止大氣層核試驗。
而且，即使是在中蘇政治論戰日趨激烈的時期，她仍堅持要她自己的刊物《中國建設》尊重事實。這一點在其他人並不總是能做到的。例如，據本書作者回憶，1966年第三期《中國建設》的一張圖片說明寫道：“自力更生：由我國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自行設計和建造的吉林化肥廠正在建設中”。她看後指出，這不是事實，這個工廠是在蘇聯援助下建設的。
對蘇聯人民以及她所親見親歷的他們的國家，她始終保持著熱愛的感情。
1953年初，她在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後回國途中在蘇聯稍作勾留。這是她在睽違多年之後重訪莫斯科。1月13日、
